一百多年里，俄罗斯一次次地建立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并合适的权力结构。从绝对君主制、军事共产主义，再到斯大林体制、改革以及混乱的叶利钦时期——20世纪的每个新架构都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征。其表现是，国家与权力结构处于持续不断的变革之中，处于一次次地与最高当局提出的目标重新调适的过程中，处于变革以迎合某种动员性任务之中。俄罗斯经常摧毁已经形成的政权形式，并建设另一种。

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普京体系是最新的一种。它通过一套称作“垂直权力体系”的结构，给一度陷入转型混乱的俄罗斯带来了稳定和秩序。这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的政治体系，而在现实中，实际权力结构又是以普京个人为中心展开的。其官方称谓，是“可控的民主”抑或“主权民主”。这种新的政治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认知上的分歧。在西方，那些无法理解这一新的政体类型的批评者干脆斥之为“不自由的民主”或者“虚假民主”。

很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政治学家George Friedman从精英政治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这一体系的构成。他认为，普京的权力基础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制度化的总统职位。1993年，叶利钦在武力解决总统与议会的长期宪法性冲突之后通过了总统拥有巨大权力的新宪法，但直到叶利钦交班，他也并未真正建立起总统制。不过这部宪法却为普京提供了逐渐恢复这种潜力的可能性，他成功地积聚起现实的力量，把所有的权力分支置于控制之下。这一过程当然并不容易，涉及一整套复杂的政治操作。如组建一个以总统为中心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适应议会政治的需要；有计划地介入公民社会组织，必要的时候，则直接创建，如青年组织“我们”；敏锐地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各段政治光谱加以吸纳，如对于曾经扮演最大反对派的俄罗斯共产党，通过社会政策上的逐渐左倾，而取得其在议会中的合作——与俄共接近的结果，也使得统一俄罗斯党逐渐从中右变为中左。

普京体系的另一个基础则是以其为核心的精英集团。在普京周围，大致有两套相互分工、又相互竞争的班底：强力部门和文官团队。

“强力部门”，主要成员来自安全、情报及军队系统，倾向于通过国家控制经济，来重建在叶利钦时代晚期陷入全面瓦解的俄罗斯国家权威。其直接的打击对象就是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几乎能在幕后控制政治的寡头。通过驯服寡头，普京既消除了一大政治威胁，同时也为建立自己的团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到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形成了一种新的局势：那些管理俄罗斯政治的人，事实上也掌握着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部门，如能源、电力等行业。俄罗斯经济和商业的主要部分或多或少都掌握在官员们手中。核心成员包括谢琴、谢尔盖·伊万诺夫等。

“文官和技术官僚团队”，这个群体多持有自由主义经济取向，擅长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这一团队的主要任务，是规划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以及自由化，并负责实施。梅德韦杰夫、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以及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实际上则是整个普京政治体系建筑师的苏尔科夫（筹划了包括统一俄罗斯党及其外围组织在内的整个政治体系）等，均属于这一阵营。

两派各自拥有所擅长的职能领域。强力部门更多用于解决俄罗斯当下紧迫的权威重建的任务，而文官团队则负责规划并执行俄罗斯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远景。作为整个体系的中心，普京凌驾于两派之上，精心维持着两派的平衡，从而能使自身居于最后的仲裁地位。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稳定和重建是当务之急，强力团队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而自第二个任期开始，局势稳定下来，尤其是受益于国际油气资源价格上涨，整个经济看好，文官和技术官僚团队的影响力开始上升。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套体系成功地使得俄国政坛上只有普京一个“种子选手”。它经受住了“梅普组合”轮转的考验，但是从2011年杜马选举之后，来自政权体系之外的反对派兴起，并在2012年3月总统大选中达到高潮，而普京就位的一年多来，反对派的活动也并未平息。从实际选票看，统一俄罗斯党失去了在杜马的绝对优势席位，该党的“政权党”的弱点也一下暴露无遗——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致力于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而更像国家机关的附属物，是为了适应现有政权而存在，只是把国家例行上台的领导人提出的新思想变为自己的纲领。这样，它就容易遭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它被正常的国家机制所排挤；另一方面，则会被政治上更有竞争力的公民社会团体所取代。

俄罗斯共产党成为议会政治的大赢家，获得过两成的选票。而抗议活动的主体，以首都和圣彼得堡为中心的中产阶级，则因目标分散，仍停留在公民运动阶段，短期内不可能发展为政党。不过即使如此，这一运动还是展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若从人口特征上看，他们以青年一代为主（这意味着其成长期内没有经历过转型时代的混乱，内心深处并没有对于普京这样的“俄罗斯拯救者”的强烈需求），迟早会成为政治人口的多数。因此，各方面政治力量都竭力加以争取，或者相反，加以干扰，以阻止其形成联合的趋势。

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热泪盈眶，作为老练的政治家，他或许深知“普京体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系列政治变换表明，普京体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做出某种根本性调整。媒体注意到，自遭遇大规模议会外抗议后，莫斯科即频繁发生高层人事更迭，体系内部裂痕开始暴露。如财政部长库德林辞职，并与反对派政治组织接触；普京政治体系的主要构建者苏尔科夫，也因对大规模抗议活动承担责任而一度去职。新组建的梅德韦杰夫内阁，也以年轻人和自由派面孔居多。精英集团的内部改组之外，一系列政治改革也在陆续推行。最重要的如降低设立政党的门槛，州一级地方长官不再由指定，而改由地方选举产生。

这无疑是新一版本的普京体系。其成效还有待观察。从政治传统看，俄国社会一直有着对于强人和权威的内在需求。也因此，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弱势的普京，会给俄罗斯政治带来什么。对于俄罗斯政治领导的本质，剑桥大学社会学家David Lane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解释。他认为，俄罗斯政治领导的要义在于，要在两种不同取向的政治集团中维持平衡。就当下的俄罗斯而言，两大集团就是围绕在普京周围的国家导向的强力集团，以及偏向西方的自由主义集团。这里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永不停歇的变奏。David Lane进一步解释，最好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模式与西方加以参照。在欧洲，尤其是在美国，国家的职能范围和活动被私人经济所限定，国家只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角色。而在俄国，国家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基础，更加强势，但国家并不敌视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偏离政治控制的轨道，国家会以各种形式支持这一经济，例如通过金融支持、合同或者政府补贴等等。简言之，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双元的混合体，同时包含着政治主导的国家主义经济以及更加纯粹的、自由主义取向的私人经济部门。作为政权结构的普京体系，就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