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内部爆料人、维基解密，尤其是斯诺登，我们最近得知九·一一以后美国安保监控体系的触角是多么深远。它显然拥有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大规模的间谍系统。

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双周评论中描述了这一监控体系的发展：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电话服务和网络服务部门把它们的所有记录转交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便对据说能暴露实际或潜在“恐怖主义”活动的“模式”进行分析。据说，引致怀疑的最初因素是美国国内某人和美国国外某人之间的某些通信。然而，这随后就扩大到包括美国国内的人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所有通信。再往后，就包括了这些“其他人”以及与之通信的其他人之间的所有通信。到这时，就是包含了几乎全美人口的一个网络。毫不奇怪，这一监控网络也同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

间谍是一种永恒的政府行为。以前，政府主要对他国政府搞间谍活动。而今天，它们对所有的人搞间谍活动。这一现实使许多人相信，美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警察国家。新近发展出来、且很大程度上不受制衡的监控体系表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基本模式发生了变化。即使新类型的恐怖活动可能必须使得人们放弃更多的公民自由，但美国监控体系也显然走得太远了。

         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入侵事实无疑会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进一步审视本国网络安全问题。先前，美国曾试图利用其自身在互联网和数据分析领域的巨大优势，来引领甚至主宰虚拟空间规则的制定。但经此打击，美国曾在此领域享有的准立法权，尤其是道德裁判地位受到严重侵蚀。连带的，美国的互联网商业势力的全球化布局，也会受到牵制。

至今为止，虚拟空间的国家行为规则并不明晰，甚至是空白。俄罗斯战略分析家Dmitry Minin认为，虚拟信息空间就如同历史上的陆地、海洋和金融资本等资源一样，已成为新时代地缘政治的竞争目标。主要大国围绕控制这一核心战略资源的斗争，只会愈演愈烈。有人会说，文明人的规则适用于文明世界之内。然而，就如同一些德国媒体现在所认识到的那样，身居同一个“文明世界”，也不能防止你成为霸权控制逻辑的牺牲品。在斯诺登事件之前，曾有过一些乐观的估计，认为鉴于国际互联网相互贯通的物理特性，一个全球一体的信息规范体系是可欲求的。斯诺登事件之后，这一论点显然不再成立。当前，在互联网这一新的全球公共领域，美国固然没有失去其技术上的支配力，但其道德合法性已经不复存在。接下来，国际互联网的规范化可能将主要在国家和区域的范围形成。

美国计算机安全专家和作家Bruce Schneier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争夺网络空间权力的划时代战役之中。一方是有组织的传统机构势力，譬如政府和大型跨国企业，另一方则分散而灵活：草根运动组织、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黑客和犯罪分子。最初，互联网赋予了后者权力。网络给了他们一个有效协调和沟通的地方，使他们看起来不可战胜。但是现在，更为传统的体制权力正在胜出，而且有大获全胜之势。

这一权力周期的演进再次令我们认识到，技术通常会放大权力，但被应用的速度不同；任何技术都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只能赋予那些灵活者以优势。于是，上述故事也可以表述为一场快与强的较量。首先是无组织的、分散的、边缘的、持不同政见的、没有权力的人和罪犯们：他们利用新技术的速度非常快。当这些群体找到互联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了力量。可是后来，本就强大的大型机构终于想明白了如何利用互联网，他们可供放大的权力基础可大多了。这就是区别：分散的势力更灵活，利用新力量更快捷，而机构势力较慢，但运用权力更有效。长此以往，双方结局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斯诺登无疑是美国版本的“持不同政见者”。评论家Tom Engelhardt在美国政治杂志Mother Jones上撰稿认为，他揭露真相之后的曲折经历，也成为当代世界秩序的一个折射。在两极体系下的冷战时代，任何一极的反对者均不难得到对方的避难权。冷战之后，美国成为不受国际约束的唯一超级大国。9·11之后，美国更决意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世界，为此不惜做任何事情来追求自己所定义的“国家安全”。在斯诺登这件事情上，美国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任何人损及美国秘密都不能指望全身而退。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避难权与其说源自某种基本人权，不如说是既定权力格局的产物。

因而，正是在围绕斯诺登庇护权这一事情上，引发了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中国曾在此期间扮演过一个微妙角色，但最后借一个巧妙的法律技术问题，把球传给了俄罗斯。亚洲时报的评论者认为，北京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任由斯诺登引发的大火蔓延，动摇美国霸权的道德基础，但又避开了与美国的直接对决。毕竟，这是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它拥有几乎不可挑战的霸权。9·11以后的两场战争表明，如果它的领导集团决意要做什么，整个世界也无法阻止。限于双方巨大的利益连锁以及战略准备不足，中国即使愿意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也显然无意成为牵头者。

斯诺登在莫斯科国际机场中转区这一国际法飞地滞留两个月之后，终于获得“政治难民”身份而受到俄国庇护。这是一个长考之后，俄罗斯做出的困难选择。印度前高级外交官Bhadrakumar认为，这一选择事关下一个阶段美俄关系的走向，事实上也决定着俄罗斯的战略转向。无独有偶，国内学者宋鲁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在美国已经展现志在必得的强大国家意志之后，俄罗斯仍然选择庇护斯诺登，等于直接挑战。真正令俄罗斯下定决心和美国摊牌的，还是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在俄罗斯政治阶层看来，俄罗斯企图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则竭尽全力阻挠、遏制。而若细数美俄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可谓多层立体：从国内、周边，直至国际。

Bhadrakumar认为，俄罗斯为伸张其大国意志也并非没有代价。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最大限制就是，若要振作和更新俄罗斯经济，必须有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投资，而其他替代性的选择，诸如“中国选项”、筹建中的欧亚联盟抑或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弥补这一损失（就这一点而言，它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美俄关系又生变数，无疑也使得中国在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发生变化。斯诺登事件引发的效应还在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