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形式主义与神秘主义

——世界格局视野下的中国外交之一       

建国初期双重外交格局的生成

施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日益复杂。近则周边，远则中东，外交上屡屡进退失据，引发国内外众多议论。当然，用一般的是非输赢标准衡量国际政治得失是幼稚的，但外交做得如此里外不讨好，一定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促使我们应对中国的外交哲学进行反思。

于向东：今天的外交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逐渐生成的。这个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的成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当然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要反思和讨论今天的中国外交，需要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即重新回顾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在1949年后很短暂的时间内，毛泽东做出外交“一边倒”的决定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就被确定了。这个时代可称之为“革命外交时代”：那时我们有两层外交，一层是“内”外交，一层是“外”外交。前者指的是中国与苏联、朝鲜、越南、东欧各国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这是一种特别的外交关系。后者指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外交。

“内”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特殊的整体利益。在社会主义阵营联盟当中，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出让了国家的主权，以服从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目标。这是“内外交”的特性或本质。

施展：它服从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目标，在该目标统摄下，“内”外交有一个明显的核心存在，几乎所有兄弟国家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制定自己的方针。这与“外”外交的多中心主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于向东：它有着以苏联党为中心的、完全结构化的联盟权利体系。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知识很贫乏，与苏联相比完全处在下风，因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基本服从于苏联的革命战略。在这个战略目标制约下，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带有“同盟者”或“兄弟”的关系。尽管中国也有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但首先需服从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从毛泽东到各级政府，再到民间外交皆是如此。

施展：中国在“内”外交的盟主这个问题上的考量，随着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更迭，也发生变化。

于向东：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吃不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民族主义追求现代化强国的努力发动中国革命。中国刚刚加入阵营的时候，中苏双方还缺乏根本的信任。根本信任的建立，不仅需要口头上一致的理念，还得有基本相称的知识水平，以能够深刻理解彼此的观念结构和利益。就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知识水平而言，刚建国的中共还是很差强人意的。双方只好刻意遮蔽此种不和谐。1956年以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时，毛一开始并未在意识形态上挑起论战，却首先诉诸于民族主义。其实毛并非不想在意识形态上发难，但彼时我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准备工作还不足，还在学习。到了60年代初期，写中苏论战“九评”时，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就初具雏形了。50年代还达不到可以进行理论争论的水平，那时全党都在抓紧学习苏联教科书。最高领导人本人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时候，毛泽东开始将两党的关系切换成两国的关系来处理，以所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诉求，开始挑战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盟主地位，从而使得“内”外交陷入危机状态。“九评”之后，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苏联也被迫开始回到民族国家意义上处理中苏关系：抛弃掉所谓兄弟关系，施加各种外交压力。这正好是一种可能唤起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处理方法，于是中方也抛出了“撤走专家”、“陈兵百万”、“逼债”等渲染表述，使得苏联在60年代初期被描摹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施展：“九评”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正常国家的外交争端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挑战与争论只在阵营争盟主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正常的外交格局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正好是“内”外交的特征，党的关系与国的关系边界含混。结果当毛不谈党的关系而是诉诸国家民族利益，来拒斥如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议题时，苏联人也就晕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60年代初，“内”外交向国家间外交的转换还不明显，但是毛个人开始有些新的考虑。

于向东：是的，某种渴望在毛泽东的心中开始生成了。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相当乐观，这来自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某种乐观估计，随后就是“大跃进”。经济形势一片向好的面相使得毛开始有一定把握认为他可以取得某种准盟主的地位，于是便试图寻找令苏联人让出一些盟主权力的办法，他在阵营内部试探了几次，却发现东欧国家比苏联还要傲慢，结果很失望。他也曾在金日成和胡志明身上做过努力，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处在国际格局的枢纽位置上，这种枢纽位置必须获得苏联支持，中国那时尚无法支撑一个外交枢纽关系。

在“内”外交当中找不到办法，毛泽东就把眼光投射到社会主义联盟之外的国家，他便开始频繁接见来自于亚非拉国家的人：各色的妇女代表、工人代表、作家、左翼运动领袖，“外”外交开始出现。

在转向“外”外交时，毛找到了一种可以支持他谋取盟主地位的“新”列宁主义。这是不同于苏联的一个整体战略。这符合毛泽东一直以来的思维特征：大格局。虽然他主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但他未必多么热衷于民族主义外交，只是他要挑战对方的时候，手上只有这样一个工具。而到了60年代初，在毛泽东看到了那种新的大战略的格局时，他在理论上也想通了。

施展：这可解读成为毛改变“内”外交的边疆以及“内”外交整个阵营的内在结构的努力：“反帝”实际上可以构成世界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西欧为何没有发生连锁革命的解释就是：西方可以用从东方剥削来的财富收买本国无产者，从而软化其革命意志。所以必须先把东方解放出来，才会有世界革命的完成。毛泽东顺着这一思路，指出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可构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需由中国领导。一旦把这个部分真的发动起来， “内”外交内部的力量配比以及“内”外交的边疆结构也就不同了。之前朝鲜和越南可以构成枢纽，但此时由于边疆结构变了，那么它的枢纽位置也就不一样了。

此时毛泽东向亚非拉的转向，其内在思考还不同于后来“三个世界”理论对于世界结构的划分。后者已经没有“内”外交的统摄了，前者则还在“内”外交统摄下。但这种阵营内部的转向也隐含着某种具有大格局的民族主义性格：试图构造一种新的世界结构，可以由中国来纵横捭阖。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是通过世界主义表达出来的，今天的外交虽试图表现某种民族主义，却缺乏世界主义的格局。

 毛泽东外交哲学的建立

于向东：这种“超级性”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一个特征。越是跟苏联人关系针尖对麦芒的时候，他的世界主义品性就越增强，他用这样的新事物把之前的民族主义给吸纳掉。因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套体系下，“民族主义”完全讲不过去。甚至会使得他在见到胡志明和金日成的时候都不太好办。因此毛泽东必须走向一种超级民族主义的话语结构。但这套语言系统对国内、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来讲是陌生的，所以听的人往往从中找到的是纯粹民族主义的东西，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微妙区别的。

施展：在毛的尺寸之下，其民族主义表现为世界性反帝的结构；而对国内受众们来说，这种所谓民族主义后来就直接针对苏联，也纳入到“反帝”的话语结构中，以营造一种与亚非拉反帝运动的一致性。

于向东：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格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在与亚非拉各色人物的谈话当中，他也不管对象是谁，上来就是一套大历史、大空间、大趋势、长时段的叙述，估计大多数人完全没有理解。从跟金日成、胡志明和印度共产党等周边国家的代表的系列谈话中，毛的论述也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无法理解的、大开大阖的气派，沈志华给我讲他正在做毛与周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交往史研究，此类情况很多。毛泽东意识到这套论述对发挥中国潜能来整合世界具有特殊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才第一次获得一种外交哲学——以世界整体格局为判断背景，来确定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战略观。单以此而论，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伟大创举。

施展：“外”外交有三块，一块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一块是与所谓的“仆从国”国家的关系，另一块是与那些尚不清晰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前二者关系可以用“内”外交来映射。亚非拉这一块就比较复杂，大多处在中间状态。

于向东：亚非拉国家当中，第一个枢纽性问题在越南。越南问题接近于今天的伊拉克问题，是全球外交枢纽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越南是所谓遏制战略的前沿，同时也是构造去殖民化后的世界关系即南北关系的前沿。但很快美国人就发现，越南的非殖民化运动跟共产主义运动挂钩了。美国外交战略当中的两个支点：非殖民化运动与遏制战略，在此是存在内在冲突的。法国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态度心存埋怨：奠边府战役时，如果美国人的态度坚定，越方未必能够打赢。美国在这个阶段的遏制战略是防守型的。

有意思的是，越南问题恰令中国的“内”外交与“外”外交交织在一起。从这个问题出发，“外”外交才真正从“内”外交中生长出来了。苏联人有一些颇有心计的算盘，将这个枢纽问题委托给中国来处理，使得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直面一个关系全球格局的枢纽问题。毛泽东对亚非拉革命问题的集中思考发生在日内瓦会议前后，他一度加大了会见亚非拉人士的频率，并发表了一系列对亚非拉非殖民运动的评论。彼时，他在话语层面开始与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出现了一个呼应。

然而，这个“外”外交同“内”外交的交织裹挟出一些矛盾。将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矛盾之处。对越南问题的处理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背景进行的，其进攻姿态很令亚非拉国家惧怕。中国为搞好“外”外交，只好以“五项基本原则”来令这些忧心忡忡的国家放心。

接着我们迎来第二次枢纽性的事件：中印边境之战。这是典型的国家间外交，却又是“内”外交背景下的特殊外交。一次干净利落的军事打击就把外交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没有这次军事打击，我们对这一状况的处理水平肯定不会高过民国时期的外交官，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法律问题还是颇有研究的，而此时的共产党政府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军事打击也首次向我们揭示了民族主义意义上大国外交的某种特征，只是这一特征后来没有成为我们的外交性格。

这次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我们所面对的亚非拉国家变成了三块。一块是所谓的“列强的走狗”；第二块是印度等一批对中国保持着惧怕、疑虑和反感的国家。剩下才是所谓“亚非拉的兄弟”。

我们对这三类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于最后一类的亚非拉国家，毛泽东诉诸一套完全世界主义的语言。而第二块，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有其自身实力，它有各类联盟外交手段，比如不结盟运动从发起到运行完全由其主导。其核心圈子的成员其实跟中国不往来。而在东南亚的传统华人区域则处于国共之争的历史记忆之下，显然是反共的，他们亦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框架与中国敌对。

整个60年代，毛看到了一个大战略，形成了一套外交哲学，一时间可算是“真理”在手，却很快在外交实践中搞砸了。他想以“外”牵引“内”，却与苏联彻底闹翻，被赶出阵营；想以两手钳制亚非拉，却与作为去殖民化领袖的印度大打出手；想在周边拉帮结伙，却遇着朝鲜越南虚与委蛇；印尼那里就更不能提了。

中国开始多方受敌：西南方向与印度、沿海地区与美国、整个北方与苏联，那是中国历史上战略环境最糟糕的几个年头。但让人惊奇的是，整个60年代，面对如此糟糕的国际环境，却什么灾难也没有发生。我们安然度过了最虚弱的时期。

施展：这是很有意思的，毛这个人，大困局就会有大激发，在如此恶劣的战略环境中，他却发展起一套新的战略格局。

于向东：没错，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总体解决方案。他干脆卸下了“内”外交的负担，直接面对发达国家，结果他发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外交哲学转向。先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接着就是“三个世界”的理论。此时毛所推动的外交哲学转向，大不同于与苏联争论时的那一套世界观，他开始着眼于全球格局的变化。一时三面受敌的困境，被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总体性地解决了。毛晚年的这种新的世界观，他本人未及详述，留下的材料也不多，应好好挖掘。

当然这一转变也恰好嵌入一重要的历史契机：当时基辛格所倡导的、超越凯南遏制战略的新外交，与毛的构想在时间上刚好匹配。中美两国同时发生了外交哲学的转向。同时，这一转向经过了基辛格和周恩来这两个谈判能手的打磨。谈判的细节工作非常重要，有时候一些很具体的事情，谈不过去的话，所有设想等于零。中国方面，周具备谈的能力，毛具备构想的能力；而基辛格本人两个能力皆具备。这个过程完成后，中国的战略地位为之一变。

随后毛泽东信心第二次高涨，他意识到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当中，有巨大的冷战利益正不断向中国流动。中国迎来了建交潮，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都同这一大格局变化有关。在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虽然是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兄弟在“抬”我们，但那也得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刻意反对才行。“外”外交、“内”外交终于被改造为统一外交，至此，中国算是有了国家外交。

但在三个世界理论下，获得相对好得多的地缘政治环境之后，反而没有什么外交收益了。我们爬坡很厉害，但当登上顶峰之后，却茫然不知所措。只是安全感增加了，领袖感事实上也没有获得多少。这就好像2008年奥运会之后，一时间意气风发，但除此之外，也没有转化出什么收益。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精力不够了。

形式主义外交之弊

施展：就算毛泽东精力够，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这一构架受到当时国内物质条件的制约。毛泽东构造格局能力超强，但是欠缺一个具体物质过程来匹配。而2008年时的中国有物质能力匹配，却欠缺构造格局的能力。

于向东：毛泽东确实是有几次表现出独有的创造力。但他创造出大格局后，我国外交的另外一个方面——官僚化倾向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东西开始形成某种风格，甚至成为我们外交礼仪的内在规定了。

施展：官僚化倾向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官僚制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工具，任何制度的国家都不会例外。韦伯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官僚制的墨守常规、官僚因“当家而知柴米贵”等特征，与毛奔放不拘的诗人气派、大开大阖的世界格局构想迥然有异，这经常使得他的创想无法实现。这也是毛泽东又要回到党内斗争的原因之一：他要驯化这个他不满意却又脱不开的官僚制，外交系统恰是其中一部分。

于向东：官僚制面临着被驯化的命运，又受到现实物质条件的约束；既要应付毛的驱策，又没有条件给出可行的现实方案，于是只好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来交差。这就是中国外交在当时面临的问题：你有一种超级外交哲学思想，但是你没有踏上相应的物质过程。于是这种超级外交哲学思想空洞化，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只好转向形式主义的外交——盛大的场景、豪华的宴会、不断来访的外国友人。同时民间开始流传各种毛泽东周恩来如何神妙应对外交场合的传说。这其中有民族自大的想象，也有对毛泽东的世界外交气派的崇敬：通过编出来的花絮，来想象我们完全可以实施这种世界力量。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甚至我们也没有开始这个力量的锻造过程。

施展：这里面有中国外交在那个年代的一些独特性，但还有另外一重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化过程要揭示出来。就西方国家来说，它只存在着一套行政官僚体系。这套体系不承担任何正当性内容，于是可以完全理性化、工具化。形式主义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需就事论事依照程序去解决具体问题。其外交部门亦是这个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由选举出来的政务官负责为其把控方向。

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们有两套官僚体系，行政官僚体系和党务官僚体系，而且在日常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党务官僚体系会吸纳掉行政官僚体系。在有毛泽东这样超绝的卡理斯玛人物存在的时候，他可以人格化地担纲起所有正当性，党务官僚体系于他也只起到一种工具性的作用，赖以驯化行政官僚体系；但是在他不在了之后，党务官僚体系本身成为正当性的担纲者，需承载起一整套很伟大的理念。但党不是人格化的，它对正当性的承载便只能通过各种程序、仪式表达出来，于是，各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就占据了舞台中心。

党务官僚体系不像行政官僚体系一样纯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所以它必须把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大，来体现党务官僚体系的正当性承载功能的履行和完成。党务--行政官僚体系这一二元结构，开始向前者吸纳后者这一方向滑落。周恩来外交中种种夸张的形式主义，就是这种滑落的早期体现。

说起党务官僚体系，也许你会想要提中联部。但我并不是想说中联部这个部分，而是想就周恩来的双重身份说事：一方面他是行政官僚体系负责人以及“外”外交的最高负责人，同时他也是党务负责人之一。且后一种身份又是前一种身份的前提：作为党员他必须服从党务体系。于是形式主义的外交风格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于向东：不只是形式主义，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还会带来一种神秘主义的风格，它本身构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仿佛守护着多少秘密，外部无从置评。

施展：当然，形式主义过剩就意味着没有内容嘛，此时便须用神秘主义来进行遮掩，使得整个体系看上去高深莫测。在毛和周都还在世的时候，这些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的外交方式仍然可作为手段存在，其目的或价值是由毛来定义的。甚至对当时的共产党而言，整个党务机制的价值也是由毛提供的，它同样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但是到了后毛时代，甚至后邓时代，目的性、价值性转由作为整体的党，实际上就是党务机制来代表。一旦完成此种转化，党务机制本身的形式化就成为核心内容，曾经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形式主义会被置换为目的。外交风格上的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会更进一步。

于向东：此前可能是为了遮掩而保密，但是后来就变成为了保密而保密，为了形式而形式。

施展：早先对于毛而言，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所谓的神秘、形式对他都只是个工具，神秘只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但是一旦神秘与形式被置换成为目的就不一样了。手段是可以被质疑被批评的，但目的本身是不可以被质疑被批评的，因为对目的的任何批评都会构成对正当性本身的根本触动。

于是，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倏然转变成为正当性的载体之一，这套体系本身也就走向彻底的去批评化。在周恩来外交时代，由于毛的绝对至高无上性，毛是可以对这套体系进行批评的。这种超级人物消失后，神秘主义就直接否定了批评的可能性。因为，此时的批评只能由党的根本意志来做出，可是集体领导又是党的根本原则，“党的意志”不是哪个人可以代表的。作为一种政治机制的集体领导，也要服从于前面所说的那种官僚化无法避免的规律。于是，合适的批评者便找不到了。这一去批评化的结构，使得对于外交哲学、外交战略的讨论被屏蔽了，我们也无法再真正地面对外交上的问题。

于向东：这应是我们进行外交史反省的一个重点：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导致的连锁问题。一个问题是去批评化，它使得外交知识的更新成为不可能，创新就更谈不上了。很多时候，外交人员以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神秘的表情、一个领导人的私下讲话等——来挡住批评。如此一来，新知识就没有生成的机会了。毛泽东被激发后可以其天才洞见弥补这个缺陷，但在外交官僚体系主导时，这个缺陷日益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定义所谓外交利益、国家利益的困难。在以“内”外交统摄“外”外交时，外交利益是非常明确的：它以世界革命为目标，进行层层分解，最后转化成为外交利益。至于这一利益被定义后，在技艺层次能否搞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内”外交的统摄力开始下降时，这个逻辑就出现了一定变化。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后，毛泽东提出一个与此位置相匹配的外交战略目标——我们要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但是这时就出现了外交空洞化的问题，物质和精神分离了。依照经典理论，世界革命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从来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偏废过。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与中国的国内建设没有关联，变成一个仅存在于观念中的世界图景。

施展：在毛时代，这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结构性问题。在1972年转向“三个世界”理论后，毛泽东试图构造出中国的“超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要以国家--民族本身为最高价值取向的，但是一旦进入毛式的“超级民族主义”的话语结构，则中国不再是最高价值取向，整个中国反而要为另一个最高价值取向服务。

这一总体构想所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它不指向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于它只以观念结构为支撑，不以现实物质过程为支撑。此时的所谓国家利益是虚的，中国反倒被彻底工具化。

如今我们再提超级民族主义，应有现实的物质过程作为基础。这就涉及如何理解邓时代的外交发展。

对改革开放时代外交的反思

于向东：邓时代外交的核心是经济对外开放。它的历史条件恰来源于毛在1970年代初构建的外交格局中所包含的冷战红利。中国的对外开放恰好遇上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开放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品性，这与毛的外交哲学互相重叠包容。

但邓没有搞外交革命。他只是把经济开放注入其中，便立即生机勃勃。这个以全球化为外衣的经济开放，却吸收和消磨了毛时期外交的某种世界主义品格：它将一切都以经济计算来衡量，没有用钱不能搞定的事。于是，从WTO到奥运会，这种外交在达到顶峰后，却迅速塌陷为内向的外交传统。它变得非常像经典的民族主义，彻底离开了毛的外交哲学。

 全球化的经济强大了中国，强大后的中国，其外交哲学却日益地内向化和民族主义化了。我认为这和毛外交遗留下来的两大问题有关，特别是同外交体系的“去批评化”有关。以前我们基本是在中国与世界两分的结构下看世界的，中国的成长改变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如今二者开始一体化了。你必须彻底更新你的知识。但“去批评化”的外交却是阻碍知识更新的。

这场知识危机直接体现在利比亚。利比亚撤侨不是外交危机，而是一场知识危机。此时的世界是高度互融的，多种利益完全融和在一起，有着很大的谈判空间。但是对此一现实的认识，需要一种知识更新。

施展：这一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典型逻辑。

利益高度交融的全球化时代，是没有纯粹的所谓内政的。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

于向东：我们丧失了世界秩序的观念，认为周围都是丛林世界，回来才安全。这种绝对安全的概念，事实上既无法真正保障自己的安全，也是对他人的侵害。由于知识的欠缺，我们将外交利益定义变成一种“拿钱搞定一切”的负面定义，邓外交中“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逻辑，终于转化成“经济为外交服务”了。

但此一期间的外交也还是有亮点的。上合组织和博鳌论坛，二者皆有所创新。特别是上合组织，虽然后来它快要变成一个冷战组织了，但是其创设构想很有意义。

在广义的邓外交时代，钱其琛外交通过史无前例地做出一系列让步，换到了更加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数千年以降，终于通过上合组织这个架构让我们的北方边境安定下来了。于是，中国从海防、塞防的两难战略处境解脱出来，彻底走向开放的海洋。这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所获得的最大红利。上合组织这个构想是颇有想象力的，它有意识地应对了新外交知识的挑战。

施展：上合组织是一个知识性的应对，它直接构成一个超国家的机制，这种机制与后冷战时代的21世纪世界秩序变化相匹配。但是这种超国家机制一定得依托于自己的经济过程展开，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单纯的安全机制，上合组织真正的知识创新性的东西就被遮蔽了。

于向东：即使在这里面你也能看到一种知识性的创新。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经常表现为不对称威胁，比如拉登。他不是个国家力量，也不在一国境内活动，但其破坏力则超出单个国家范围。上合组织把大家的恐惧合并同类项：大家都是世俗国家，都怕伊斯兰极端势力。于是就有了一种超国家的机制来处理超国家问题。这个知识学上的进步在于超越以往的一些东西，他们观察到冷战结束以后，外交格局在知识上需要一些创新，需要找到某种结构来容纳各种新的国际诉求。

施展：谈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实现知识更新的问题。这需要对近代以来的观念结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础等等再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也不是个轻松的任务，留待另一次谈话吧。

（作者单位：于向东：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施展：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