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远基金会研究部

▍引言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的这段话语，还原了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彻底地颠覆了旧欧洲封建体系，也使得民族国家化的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从1789年到1914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一轮轮战争、革命、工业科技进步、对外扩张的浪潮前后交叠，伴随着铁与血、金钱与武器、观念与力量、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扩展全球。与这一过程相伴，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各大巨型帝国相继土崩瓦解，一些古老文明的影响范围日趋缩小，或者逐步碎片化。与此同时，却也有一些古老文明内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双重挑战的新政治主体。这些新政治主体既从西方，从工业化浪潮，从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发掘和重塑了文明内在的普遍性意涵。

中华文明就是在20世纪中实现了革命性重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新的背景下团结和整合中国社会，保持国家独立，并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重塑和发展的新政治主体。

▍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生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

从洋务运动到共和危机，中国精英阶层一轮轮的政治努力及其失败证明：依靠少数精英的联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精英对民众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就可以建立起稳定统治秩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不触及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简单地进行政体转变，并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内忧与外患均远胜以往的历史背景之下，政治秩序的建立已经不再是“肉食者”的“权力的游戏”，它需要调动更多的民众参与，不仅是向民众让渡更多权力，更为关键的，是真正塑造出一种“公共性的政治”——让民众真正成为政治事业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为了自身也为了共同体的命运而奋斗。

在20世纪初，中国最需要的政治主体，是那些可以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新式政党。新式政党需要深入中国社会基层，既利用其政党组织形式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又在重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获得代表性。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孙中山，他率先想到了“以党建国”的政治方案来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也致力于重组中国社会。作为新式政党政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深耕基层、密切联系农民和工人，改造社会，塑造人民，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为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力量。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涵无非就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最为整全的、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政党并不是依附于军阀政治的腐败的议会党，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感以及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力图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探索比代议制民主更具实效的民主。这一时期，以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式革命政党在中国大地诞生，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国共竞争与中华民族的基层再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发芽

国民党源于反清的同盟会，一开始是一个松散的、具有深厚秘密会社传统的革命联盟。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开始合作，试图借助苏联的革命经验，加强国民党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纪律性，推动国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在一开始就接受了严格的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党员政治成分要比国民党更为纯粹，发展成员也更严格。

孙中山

虽然国共两党都按照列宁的党建原则加强了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但是国共两党在组织建设的彻底性和系统性上不可同日而语。从党政关系上说，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仅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政府自己纠正。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从党军关系上说，党在军队中也缺乏地位。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国民党党务通常由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国民党员操持。1927年“清共”之后，军队中的党务工作几近废弃。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但在具体操作中，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士兵通常集体宣誓入党，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士兵入不入党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反观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自身武装力量开始，即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军队的政治性。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中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使得党对军队建立起绝对领导。1929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宣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由此，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军队以及革命政权，均服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巩固群众基础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共产党通过推动以土改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和以发动群众参与抗战、解放战争为代表的人民战争实现了中国基层组织的再造：土改的深入进行，使得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切实利益，这使得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土改的持续推动，也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力量，使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民力、财力和兵力的补充与支持。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立党组织、团组织、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组织、贫雇农协会等群众性组织，实现了对基层民众的有效组织和全面动员。这些实践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是通过一场城市军事冒险获得政权的，而是依靠二十余年持续的深耕基层来夺取政权的。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既改造了中国社会，也改造了中共自身。正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从一个由赞同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真正成为一个以工农为主体、践行“群众路线”的革命政党。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再造基层组织，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传统中国，由于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国家只能利用乡村中存在的文化权力网络，借助地主士绅、耆老族长作为中介，在村庄中代理国家权力。自宋以来，宗族在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皇权和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二者又通过科举和官僚制度连接起来。从晚清以来，这一“双轨政治”逐渐败坏，科举的废除导致了“双轨政治”上下连接机制的断裂，原来依靠科举制度获得权威身份，并作为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力量对乡村起到保护作用的士绅加速衰落，一批满足国家政权资源汲取需要的势力在乡村兴起——即后来所说的“土豪劣绅”。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科举体系瓦解之后，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体系围绕着税收进行合作与博弈的赋税经济体系溃败之后，这些士绅、地主以武装暴力和地方权势为后盾，日益游离于乡村自身的伦理秩序之外，最终形成了一个隔断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保甲制与宗法制，取缔族权和绅权，进行清匪镇反，摧毁了乡村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清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这就从根本上扫荡了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群体，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深入乡村。由于没有土豪劣绅的层层加码、横征暴敛，即便农民的田赋增加，其实际负担也大大减轻。而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大大加强，这首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补给，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家工业化启动之后，农业的剩余被有效地集合起来，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去。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传统中，国家的统一性依赖于强有力的皇权。而在外部强权威胁和内部社会分裂的双重危机下，皇权日趋孱弱，丧失统一能力；与此同时，现代知识体系、自然世界观取代中华传统天下观、宇宙观，皇权意识形态正当性也迅速瓦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无论是北洋时期的“五族共和”主权理论，还是国民党的国族主权理论，都没能实现对人民的整合，没有为共和政体找到统一性的根基，这种共和也就沦为一种浮萍式的虚假共和。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中国的基层秩序和精英政治结构，创生出与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这一现代政治主体，进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统国家。

▍从“人民政党”到“人民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体系而光复中华文明，而且更是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民性”。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以天子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作为中华大一统的政治象征；现代的中华文明则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社会根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是人民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之所以被命名为“解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使5.4亿中下阶层的中国人从原先的被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与6000万上层阶级相平等的身份，没有这种社会状况的平等，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因此，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是人民共和国重建大一统秩序的现代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社会前提。

自宋元以降，中国社会主要由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组成。面对西方列强，旧中国不仅在生产能力、武力技术上处于弱势，在国家组织化程度上也远远不如。所以，中国人想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找到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实现民众的重新组织，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但是，由于中西方文明的深刻差异和历史道路的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要依据中华文明和中国国情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种自主探索的必要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才逐步构建出现代国家形态，是在“市民”的基础上转化成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公民”；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则需要在“臣民”的基础上塑造“人民”，所以，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在民主革命中赋予臣民以主体性，通过现代政党领导下的组织化过程，将臣民转化为人民。其次，西方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二元对立中逐步确立政治国家的独立性，是在教权与王权的相互斗争中建立中央集权，是在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中实现社会统合；由于不具备这些历史前提，同时，也因为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之中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只能依靠现代政党完成社会统合和政治统一。最终，重新组织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血肉联系。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改造的完成，全国人民都真正实现了“组织起来”：农民在人民公社，工人在工厂，学生在学校，干部在政府机关；机关设置从中央一直到居委会、村委会，再辅以少先队、青年团、妇联和农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中央政令得以到达最基层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新形态。由这一新形态的人民组成的大一统国家，与其历史上的各种模式相比，在国家与民众个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关系，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随着这一系列社会整合的完成，新中国逐渐建立起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动员和管理体系。这种今天被诟病为“举国体制”的组织制度，在当时可以说居功甚伟：正是举国体制所特有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有力的全社会渗透性，才让中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才使得中国在外部条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西方列强已经主导和垄断世界市场并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原料场地和倾销市场的背景下，使得中国可以实现自保并独立于外来政治、经济压力，最终能够自主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从横向的历史比较视野来观察，“举国体制”也是所有不甘落后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共同选择，德国、日本、苏联等等，都曾经面对着如何在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都很低的条件下，强制性地快速发动工业化的问题，这些国家也都选择在资本积累阶段依托“强国家”体系、依靠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因为由先发国家开启的国际经济竞争一旦铺展开来，所有后发者其实已经丧失了选择自由放任发展方式的空间。同样的，面对资本不足的客观事实，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将在人民战争中历练出来的组织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以人力替代资本，以普遍压缩消费的高强度积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实现工业化，同时也争取了一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支持。

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基本覆盖全国的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新中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同时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从而粮食产量基本可以满足国人吃饭的需求；新中国建立了惠及所有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卫生室、卫生院为网络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铺设，使得大部分的城乡人口享受到了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障，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健康状态；新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育平等，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前30年建立起来的这套社会平等、民生保障与教育文化体系，不仅使人们生有所依、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大众教育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还为后30多年的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举国体制因其经济、社会、政治的高度一体化的特征，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如政治动员过度、个人自由被抑制、社会自主空间发育不足等等。然而，这些弊端其实只是问题的表象，举国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突破自身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的内在限制——以组织资源为核心动力的工业化模式和高积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基础建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到了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阶段，新的双重挑战出现了：其一，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和激励机制难题。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往往需要组织核心主动的规划投资、促进生产，这反过来也会造成资源向政治组织、向管理层集中，这在德国、日本等财团经济、财阀经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深刻表现。而为了反对这种生产和投资过程中的利益集中化倾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在保持国家和政治组织经济规划、干预能力的同时，在分配制度上进行调整，向工人阶层和普通群众倾斜。但又确实导致了“大锅饭”式的高度平均化，让人们愈发缺少劳动积极性，加重了这个社会平等体系的负荷。其二，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工业循环一旦启动，其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如果不能得以突破，工业体系的发展有可能陷入内卷化危机——消费不足、需求不足、投资低迷，陷入普遍萧条。英、美、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问题和世界大战都与此相关。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网络的同时，苏联也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工业大循环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在美国和苏联各自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者的情况下，次等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日本、中国，要想使得自身的工业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往往面临非常深刻的挑战，尤其是如何突破国际产业格局和政治格局的限制难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上述双重挑战也逐步有了体会和认识。在“一五”期间用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他说，“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要“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从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试图从思想方法上入手，以中华文明固有的中庸协和态度，以更为平衡的辩证法，调整苏联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带来的弊端。比如，就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为例，苏联的做法是集中全国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重轻农三者比例严重失调。而毛泽东强调，在产业结构上必须重视重轻农的协调发展，在央地关系上必须重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共同发挥，在工业布局上必须重视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的相互促进。与此同时，在60年代，毛泽东等人也针对美苏霸权的封锁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构想，并在亚非拉等地区进行了一些援助和合作的实践。70年代初，毛泽东等人为缓和与美国关系进行了很多布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作出了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决策，涉及到26个项目、43亿美元资金。这些构想和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从思想方法到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一直进行着自主性的发展路径探索，这种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演化决定的。比如，中国并没有像苏联一样建立一套真正以中央和各级计委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没有像苏联一样发展出中央权力过大、党政关系畸形发展的格局。这是因为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受到中国历史和现实地理格局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现实的治国理政过程中，也天然地会吸收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治国经验；中国各级地方干部、普通群众，在采取行动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外，他们最深刻、最熟知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中国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传统相融合的真正载体和行动者。当然，由于当时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加上当时中国严峻的国际局势，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思考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得到毛泽东本人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坚守，最终走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实验总体上来说是失败了。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还告诉我们，没有前人的探索和失败，也就没有后人的创新和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遭遇的挫折，也正像中华文明在重大转型阶段所有过的反复一般，是中华文明深化发展的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重塑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次探索，既源于对“第二次结合”的继承，也源于对“文革”悲剧的深刻反思。“文革”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能简单地以政治动员或组织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工业化深化阶段的双重困境——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激励机制难题和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文革”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双重困境，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双重困境，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必要资源。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地回到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直面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与组织形态。这也意味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思考如何重新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遂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改革”直面的是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激励机制难题，而“开放”直面的，就是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

改革开放，首要任务是以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完成后发国家工业化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经过1980年代的乡村与城市改革，非国有制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壮大，为我国的市场化渐进改革提供了巨大增量，也带来了社会的巨大活力。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吸纳外资、发展外贸，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基地，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这一过程把2亿多农民从乡土带入了世界市场，改变了80年代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分布方式；这一过程也使得数千万国企员工失去体制保障，被抛入残酷的就业市场之中，使得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这一过程也改变了前30年不时出现的工业体系无法有效消化就业的难题（一轮轮招工与回乡的反复、知青下乡问题）；这一过程也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工业体系在强大的外需推动下持续发展，推动中国进入到世贸体系，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这一过程也使得中国可以依靠吸纳外部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来逐步扩大自身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到2008年，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9.9%，快于前30年的6.5%。中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以市场为手段，来平衡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经济驱动力单一和激励不足问题，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所在。这种改革，及其带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和就业结构变迁、社会和市场结构变迁，即使从世界历史的广度来观察，都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就像历史上的革命一般，它既包含着无数痛苦和悲惨的个人和群体经验，却也创造出了新的希望与期待。这样一场“革命”在短短30年间集中发生，其深度和广度远超西方国家被拉长到数百年的社会变革历程，但其烈度却是相对可控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因为此次革命不是被动发生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引导下进行的。

在横向对比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引导作用更显突出和可贵。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对外开放，选择对接世界市场，但真正能获得大的发展的，除了那些资源型大国，基本上都是有着悠久文明和国家传统的地区，比如东亚、欧洲。因为国际分工体系并不平等，很多小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只是大国体系的附庸，他们的利益更多的是与外部精英而不是本国民众相一致，他们领导下的国家往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具备自主性。而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要实现自身工业化系统的升级发展，既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本和资源，也需要具有自主规划能力、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核心和本土精英队伍。这些事实证明了，对于开放事业而言，一个具有自主性、具有长远理想和行动能力的政治核心是必须的。

从这个视角看，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重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发展,实际上也与国家发展任务的此种转向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加强党的领导，规定党全部日常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在地方上，也以各级党委为核心，围绕着试点项目，以经济建设成果为导向建立干部选拔和晋升机制，激发地方干部的积极性。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除了保持政治领导之外，还加强了法制建设这一内容，以法制来协调和制约地方党委、政府。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秩序，既能保障中央的权威、保障国家的政治统一，也能为地方实践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使得中国原有的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重塑的此种党的领导的政治形态不存在问题，更不意味着对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无需进行新的探索。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央地分权机制、地方竞争体系，其负面效应也在逐步显现出来：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阶段，产业结构上的重复建设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体系、工业体系进一步升级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差异和行政等级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社会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群体认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种新兴阶层不断崛起，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使得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全社会的敏感问题。 

更为复杂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述双重挑战，有着更为深刻的国际背景：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历程，也是全球经济体系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后升级扩张的历程。全球化在带来物质财富巨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技术、科学、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惯性，与一个必须固守于领土分化和地缘对峙的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金融、信息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衡，尤其是在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之后，在产业外包和结构调整成为普遍趋势之后，国家逐渐失去对经济领土边界的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了以贫富差距扩大为表现的社会阶层分裂和政治分裂，各国都普遍面临各自的“政治共同体危机”。正如同人类历史中数千年来发生过的一般，物质生产领域、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将会深刻冲击旧有的生活方式、谋生方式和认知方式，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要素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

这些趋势构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基本背景：无论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社会分裂与不平等问题，还是“开放”所必须面对的国际产业竞争、工业化体系和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都属于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都无法仅仅依靠内部资源来解决，“老办法失灵了”——无论是希望靠内部政治改革来解决不平等、强制性的“均贫富”，还是希望依靠增加福利供给来维持稳定，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都已经变得不现实，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已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所面临的最深刻挑战，是如何在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继续紧跟潮流，继续引领工业化全面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对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从改善党的领导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如何实现一党执政的先进性与群众性之间的平衡，如何保障国家和文明的统一性。而从更宏观的历史层面观察，这也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走向更高阶段所需要面对和迎接的挑战。

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核心直面这些挑战，一方面以“反腐败”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新思路，重构全球政经格局。这些行动标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进行内部政经改革，也需要调动世界性资源，吸纳全球性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建立在塑造更平衡的世界政经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更理想的人类生存秩序之中。“一带一路”背后的世界观图景，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对立、霸权竞争的世界，而是中国文明内在的普遍性世界观，其内涵是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两种普遍性精神和特质：一是不断融合外来文明、外来人群的“世界性”特征，一是打通上下区隔、实现更好的内部整合与认同的“人民性”特征。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民族期待，也找到了更加普遍化、更具包容性、更能与外部世界相协调的全球图景和世界观结构。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从历史走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即以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为榜样，具有强烈的先锋队属性：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宏大的世界观和深远的历史意识，还拥有一套改造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治国方略；在组织形态上，实践了列宁等人的党建原则，依靠纪律将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改造为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党员。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城乡、深入基层，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建日常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因素，而是内化到了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走向新时代的必要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也使中华传统文明发生了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更多地容纳汲取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中的现代化因素。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政治主体，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承载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任务。

到了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人财物的全面流动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增强。在这样的超大规模的流动性面前，历史上旧有的政治形态、政治主体、政治行动者和政治原则均需要重新界定和认识。今天，无论是像传统左翼、右翼那样，希望以地方式、区域式的反资本主义或反全球化抗争运动来对抗社会政治危机，还是期待新技术和新经济浪潮带来的去中心化的新政治主体、新政治空间来克服国家专制力量，这些旧的与新的浪漫幻想，都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都无法建立新的公共性秩序。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次次解释了，经济和技术上的新趋势和新组织，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新的政治形态。政治，归根结底要体现为人类群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不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除了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外，必须有政治主体在新的物质基础上主动应对挑战，主动引领变化。

在中华文明复兴及全球化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样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这种新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6月号，原标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获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