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人：贾晋京

编者按：修远基金会于2013年以“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战略关键环节”为题，委托贾晋京研究员从事国家战略安全的专项研究 。与一般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贾晋京强调从国际经济体系大循环的角度出发，认识互联网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秩序；他强调要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以“合作博弈”的态度建构未来十年中国的安全战略。这里编选的是本报告的部分章节。

 　　　
中国已经进入以国际化为发展方向的新历史阶段，需要对世界秩序的今后发展变化作出一个战略性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新形势”指什么呢？这是上承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未来10年，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还将继续，对于世情、国情、党情哪些变、哪些不变，要有清醒认识。

正常情况下，未来10年的世情将出现的最大趋势性变化是：中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2012年末的约12.4%上升至2022年末的约18-20%，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10年的国情将出现的最大趋势性变化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约50%上升至2022年的超过60%，这就意味着将有1.5亿甚至更多的人口要在这10年内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型，其数量相当于半个美国的人口总数。

与中国还将继续高速发展的趋势不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未来10年内很难走出目前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得全球经济将长期低迷，这构成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主基调。未来10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与人口城镇化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消费，也需要产业体系的升级和扩张来容纳人口的产业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全球资源消费量中享有更大份额，也需要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占有更大比重。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机遇，但造成的风险和挑战也会前所未有。

全球经济大环境的长期低迷，可能引发各方的“非合作博弈”冲动，如高筑贸易壁垒、竞争性贬值货币甚至挑起军事冲突，从而使得未来10年国际环境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比目前更多，全球宏观经济因此将长期处在高风险状态。

在全球宏观经济长期处在高风险状态的背景下，全球微观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产业分工的全球化还将进一步加深，全球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是大势所趋。在全球共同的微观经济基础上，不以达成协议为目的的非合作博弈会使各方利益都受到损害。国际博弈应该被纳入以达成协议为目的的合作博弈框架下，建立合作博弈的世界秩序。


发达国家将集体陷入“永久性衰落”

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是根本性危机，根源在于其不断萎缩的制造业基础无法支撑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西方国家的制造业萎缩趋势和虚拟经济膨胀趋势是不可逆的，沿着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后果只能是爆发更严重的危机。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基本面可以概括为“美国欧洲化”、“欧洲日本化”、“日本泰国化”，具体含义如下：

——美国欧洲化。美国的经济危机将从金融市场危机演变为财政结构危机，并朝着长期化和政治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美国3.15亿总人口中，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其中又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2万美元，完全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生存的人口则有1.27亿。另一方面，到2012年底，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两方面加起来意味着美国的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缺口会结构性地变大，不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的话，国家财政将崩溃，而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的话，则意味着社会福利要持续削减，同时税收却要持续增加——这正是当前欧洲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欧洲自2009年以来所发生的“紧缩议程长期化、政治化斗争化”情况将在美国重演。

——欧洲日本化。欧元区经济必将长期萎缩，陷入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从而出现欧洲版“失去的十年”。欧元区的长期政策纲领已于2011年12月9日出台，即2011年欧盟首脑峰会出台的《欧盟元首声明》，2012年12月的欧盟首脑峰会则制订了《欧盟元首声明》的实施路线图。《欧盟元首声明》行文表述晦涩，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晰，即在未来约15-25年时间内通过厉行财政紧缩实现所谓“结构性财政平衡”。这其实就是希望欧元区缓慢而可控地衰落成发展中国家，这已经是其所能够追求的“最优”目标，否则就只能在激烈动荡中迅速衰落了——就像当前在希腊和西班牙发生的那样。欧元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不敢在当地大规模增加雇员人数，因为成本太高了。而即便不增加雇员人数，企业也面临金融危机造成的高负债

——因为资产缩水了，负债数却不会缩水。这时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部门可能仍在正常运转，保持盈利，但整个企业所能够追求的目标却变成“负债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当各个企业的行为加总起来，反映到全社会就会出现贷款意愿降低并且具有盈利能力的部门向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情况。这时中央银行会被迫把利率降低至近乎为零，并且不断“印钞”以稀释债务风险。这种“资产负债表型危机”正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源，如今正在欧洲重演。欧洲版“失去的十年”带来的后果将包括制造业持续移出欧元区、企业被出售、高失业率、社会动荡、地区分裂倾向加强等。

——日本泰国化。日本将经历一个类似1997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泰国所经历过的衰落过程，即失去在国际产业链中原有的“生态位”，甚至从工业国变成农业国。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是全球重要的机电产品加工、组装基地，是工业国，当时泰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是电子和机械，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机电产品厂商的加工、组装基地从泰国转移到了中国，相当于泰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让位”给了中国。2012年，泰国首位出口商品是橡胶，说明泰国已经倒退成了农业国。日本将面临的也是一个国际产业链中的“生态位”被迫让位给中国的过程。日本经济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制造业企业总数为483084家，其中从业人员9人以下的占70.8%，10-19人的占12.9%，20-29人的占6.4%，30-49人的占3.5%，50-99人的占3.4%，100-199人的占1.8%，200-299人的占0.5%，也就是说从业人员数300人以下的企业占制造业企业总数的98.5%。这些企业的从业人员总数占日本制造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8%，创造日本制造业总GDP的47.6%。日本制造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制造的是什么产品呢？通常都是给大企业做配套生产，即零部件，像9人以下的企业一般来说只能做一个零件。做一个零件的企业，即使工艺再精湛，也容易被复制、被取代。日本的制造业大半GDP由大企业创造，而这些大企业的大部分产能近几年来已转移到中国，相应的配套环节越来越多地由中国本地企业承担。日本本土的中小企业近几年则大量停产、倒闭，10-299人的企业总数已从金融危机前的14万家下降到2013年的不到11万家。

美国欧洲化、欧洲日本化、日本泰国化的发展趋势表明发达国家处在集体衰落中，新兴工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发达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复苏，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再工业化”，使工业产出恢复到能够可持续地支撑其高消费水平的程度；二是让工业国更多地为他们的消费“买单”。然而，“再工业化”根本就是画饼充饥——后文将对此作出分析，让工业国持续地支持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不可持续。因此，发达国家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的衰落其实是永久性的，这构成判断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要素。
发达国家的永久性集体衰落不可逆转，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会坐以待毙；发达国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衰落趋势的办法，但这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足够“狠”的挣扎手段。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消费是靠“印钞”向工业国购物维持的，为了在危机中维持“印钞消费”的局面，发达国家必将持续采用贬值货币输出通胀的办法，全球性的“货币贬值竞赛”将日益频繁。为了保证输出的货币能够从工业国那里买到东西，就需要“一手渗透一手威慑”，即从工业国内部争夺企业的主导权，在工业国外部通过地缘政治手段阻遏其自行建立经济循环圈的途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且在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升级和壮大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向内需导向的过程，另一侧面必然是西方越来越难以低廉价格买到中国的产品并且西方的产业体系会转向与中国配套，最终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西方必然希望减缓甚至阻止这一进程，为此必然会使出种种手段，把分裂、渗透、颠覆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到经济博弈中，因此未来十年微观经济层面的斗争必将非常激烈而且是全方位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命脉被西方控制，则中国就会被“钉死”在为西方打工的“苦力”地位上，西方也就可以避免衰落命运了。
中国要确保产业升级进程顺利进行就需要保持稳定，把握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产业体系的主导权，才会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应该在保持自主权的前提下，避免非合作博弈，建构合作博弈的框架，一方面要扩大开放，“请进来”，使世界先进的产业链进一步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要敢于竞争，“走出去”，把中国的产业标准推向世界。


全球金融的“钢丝上角力”游戏

与各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应，世界上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一个“全球资本市场”，交易着货币、债券、证券、大宗商品合约等金融产品，这可以看作不同于全球实体经济的“全球虚拟经济”。

经济危机条件下，各国都在对实体经济进行保护，美、欧、英、日等“金融强权”则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争夺金融资产，争夺到更多的金融资产意味着可以兑换到更多的实体经济产品。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条件下，全球虚拟经济角逐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争夺美元计价的资产。由于美国增加美元供应量的能力接近上限，因此全球的美元资产总量有限，一方有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有所失。当前西方国家之间的金融主导权角逐日趋激化，争夺惨烈，为了达到在一段时间拥有更多金融资产控制权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当前，美、英、欧、日实际上都面临严重的“资不抵债”问题，即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增速赶不上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而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普遍与国债相联系，因此，为了控制国债规模的进一步上涨，增加货币供给就要尽量避免通过增发国债的方式。故而，争夺全球存量流动性，尤其是是美元流动性，就成了西方国家的优先政策选项。

全球美元总量当中约三分之二在美国本土之外。在金融业中不在美国本土的美元被称为“欧洲美元”（Eurodollar），欧洲美元不一定在欧洲，凡是储蓄在美国境外的银行的美元都叫做欧洲美元。世界上存在的海量欧洲美元是过去数十年时间美国通过“印钞”向全球“购物”所累积的结果，其持有者大多不是美国人。美元由美国发行，但持有美元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欧洲，而全球欧洲美元的流通枢纽是伦敦金融城。

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增加发行美元的能力已近极限，不得不采取措施从全球吸引美元回流，这就造成了美欧之间、美英之间的利益分歧，并进而引起了英欧之间的利益分歧。

美元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后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QE）收购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花掉了约2.6万亿美元，用光了当时的国债发行额度。所以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继续增加美元供应量，就得在未来增加税收，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几乎已经没有了。由此引发了2011年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国会“减赤”斗争。为了在避免增加国债数量的情况下保持美国国内的美元供给，美联储采取种种措施回流欧洲美元，例如2011年9月-2012年12月的“扭曲操作”（OT2）。

美元回流美国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是欧洲。欧洲的美元大量外逃，导致欧洲金融业面临美元紧缺危机，这是欧债危机从希腊扩大到西欧时首先表现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根源。

为了从央行层面协调流动性调剂问题，2008年9月29日，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后，美联储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签署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此后，该协议数次续签。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把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货币协议。

然而，西方国家间的金融利益分歧是不可弥合的，只会日益加剧，究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日益实质性萎缩只会加强金融的投机化，而金融的投机化将放大各经济体间的体制、机制差异。概括而言，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中存在三大分歧：

——英美分歧。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是全球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金融资本流动的“总枢纽”，而华尔街则是美元流动的“总阀门”。随着全球美元流动性存量的日渐抢手，两大金融中心之间对全球美元的流向、流量、流速的控制权的争夺将日趋激烈。两大金融中心“斗法”的显现案例之一是伦敦金融城最大的四家银行汇丰、巴克莱、渣打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12-2013年先后遭到美国监管部门巨额罚款。伦敦金融城则转向支持人民币国际化，2012年4月18日，伦敦金融城宣布将建立人民币国际流通的“西中心”。

——英欧分歧。英国与欧元区的金融分歧基础在于：伦敦金融城是欧洲的美元结算中心，即“欧洲美元流”的枢纽，而“欧元流”的枢纽则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由于欧洲的美元流动性存量成为稀缺资源，英欧之间的争夺将日渐激烈。

——美欧分歧。欧元自诞生起就对美元的地位构成威胁，而当前这种矛盾在欧美去杠杆化的大背景下演化成对货币发行基础的争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1973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历史终结，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未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消失。由于美元回流美国会导致欧洲发行货币的基础流失，2013年1月，德国宣布将从美联储召回寄存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在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中，黄金寄存美联储理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也就是说：我德国把黄金放在你美国那里，你是要给我借据（美元）的。现在美国在召回借据，那我当然要收回我寄存的东西！黄金现在是不是货币？答案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来自于美国1973年的法令，但法令本身说的是“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也就是说拿美元换黄金的不给换了。但没有说黄金就不是货币了。实际上现在黄金依然是欧元的最主要担保。把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的黄金储备量加起来，其价值差不多相当于欧元M2的70%。这说明欧元是以黄金为发行基础的。只不过欧元区大部分黄金储备存在纽约联储。如果美元输入欧洲的机制正常，那么美元本身即成为欧元发行的抵押品。但美元现在是大规模逃出欧元区，那么欧元区当然需要自己把握黄金。

由于三大分歧的存在，全球金融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丛林状态。2008年之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治理这种局面而产生的一种机制，意味着金融治理从各国央行与财政部层面上升到首脑层面。但治理“金融丛林”实际上更加“步步惊心”，是钢丝上游戏。

全球能源格局的六大巨变与中国的三面突围

目前世界“第一能源”是石油。石油不只是能源，还是与几乎一切工业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密切相关的最重要原材料。在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石油还是美元的变相“抵押品”，支撑着美元的地位。此外，石油期货还是金融衍生品体系的重要支柱，是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础。不过近年来全球石油供给量已近“峰值”，石油供给量增长日益艰难，石油可能无法满足未来新增的能源需求。

由于储能技术没有出现革命性突破，被寄予厚望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未来十年内尚不可能担负起满足大部分新增能源需求的重任。

目前，天然气在供、需两方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未来世界新增能源需求中最大部分势必将由天然气来满足。

当前，能源领域正在发生六大变化，有可能对全球能源格局带来根本性改变。其中三方面是技术变化：

——油气之变：从石油主导到天然气主导。目前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迅速增长，勘探不断取得进展，包括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将在今后十年取代石油成为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的主要来源。

——海陆之变：从陆上油气为主到海上油气为主。当前海上油气勘探取得了比较多的突破，每年的全球新增海上石油资源探明储量都超过陆上。以盐下层石油为代表的突破正在改变油气资源海陆分布格局。巴西外海已经出现了两个50亿吨以上的大油田。未来的大型油田可能更多地在海上。
——电化之变：从化学能源到电力能源。在二次能源方面，电力占比将越来越大。由此带来对电子基础设施的巨大新增需求。

另外三方面是能源贸易格局变化：

——东西之变：输入输出关系从“西进东出”到“东进西出”。 “页岩气革命”将使美国成为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国，这样，一些目前向美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地位将下降，而有潜力成为天然气重要出口国的国家地位将上升。综合考虑常规天然气资源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最具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将是俄罗斯、卡塔尔、伊朗、阿根廷和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伊朗和中亚地区都属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区的陆权国家，天然气出口将主要通过管道这样的陆上通道，这是与石油贸易更多走海路的情形不同的

——期现之变：交易方式从期货主导到现货主导。 过渡时期

——货币之变：从石油美元到天然气人民币。如果顺应天然气能源兴起的大趋势，沿着欧亚大陆横轴方向，建立一种天然气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则一个足以取代美元霸权的“陆权货币同盟”将会出现，而中国将是其中“体量”最大、最有机会获得优先发言权的。

中国的突围方向：
西北突围：中亚。
西南突围：缅甸与巴基斯坦。
东南突围：澳洲。
具体分析见下文。


产业标准与品牌主导权成为工业竞争的核心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

在全球制造时代，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制成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环节已形成了有序的全球网络。由于曾经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分布到全球，因此“工厂”的词义也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工厂已经不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主体，而只是全球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任务的节点，多少有点类似于“车间”的功能，世界本身才是个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只是这个“大世界工厂”中最多的车间的集合。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勾勒其轮廓。

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最多的对工业品设计的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 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 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 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过程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 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产物，为了 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工厂的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 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的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 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整个制造体系。

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 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摆脱建立在单个“工厂”基础上的工业认知，从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会看到“工业体系”才是观察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尺度。在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 代，往往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生产环节就有几万个，飞机这样的产品涉及的生产环节则有几百万个。这么多的环节需要的供应商也往往难以计数。一个国家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能够协调多少个环节：协调的环节越多，就能生产出越复杂的产品。

决定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在所有的工业品中，系统集成程度最高 ——即需要集成的工业门类最多的是宇宙飞船，生产宇宙飞船需要集成全部工业门类的七成以上。能够生产出宇宙飞船，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能够充分有效地进行协调，这样的国家实际上能够生产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工业品。

不过，“工业体系”这个词尚不能充分表达工业能力的来源。因为“体系”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方式，难以传递“活跃度”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主张用“工业生态”（industrial ecosystem）一词代替“工业体系”，以说明工业不仅是个系统，而且是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活性”非常重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在的差别。2011年2月，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从“生态”角度来理解工业体系“活性”的重要性。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 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的话，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大部分工业岗位就业人员都处在“有活干”的状态。

“工业生态”不仅与工业生产体系有关，与人口、消费乃至社会、文化都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在上升，但劳动经验或者叫做人力 资本也在积累。随着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当代工业越来越不需要低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但越来越多地需要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向，转向更为复杂的中高端工业产品方面。

正如一套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转移一样，一套工业生态也是难以转移的。西方的工业基础之所以会大量转移到中国，是因为中国具有适合承接现代工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的存在，是有苛刻条件要求的，比如工业基础设施水平、劳动人口的知识水平、社会组织能力等。

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芯片制造商想设立一个海外工厂，备选厂址分别在当时力推工业化政策的非洲某国和中国苏州。在非洲某国招募的工人是从技术学校成批招入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苏州招募的工人则尽是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家庭妇女。结果，培训期过后，非洲某国的工人合格率不足一半，而中国的工人合格率高达98%。其 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生产线上用镊子，对手部动作的要求近似；并且，苏州的家庭妇女在家里的主要活计是绣花！较高的科技基础教育水平和社 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复制。因此中国的工业事实上很难“移出”，只是会“外溢”——即中国的产业体系向 境外扩张。

五、地缘经济板块间关系重构与中国外交格局调整（要点）

1，中国应以拉美为重点。拉美“脱美入亚”趋势在地缘经济板块调整中具有典型性。

委内瑞拉与中国“石油换战斗机”，中国首次体会“武器换石油”游戏。“武器换石油”是英美主宰世界秩序的核心环节。拉美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拉美寻求“脱美入亚”的开始。

2011年12月2日，第三次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首脑会议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总统、政府首脑或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宣告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下简称拉美共同体）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没有美国、加拿大参加。

拉美共同体在加拉加斯这个地点宣布成立及“沿着解放者的道路前进”口号是具有强烈宣示意义的：加拉加斯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故乡和革命发起地，西蒙•玻利瓦尔的革命本身就是带有反抗英语区秩序的意味的，而委内瑞拉目前又是“反美”的象征。考虑到拉美政党体系沿革和政治思想史，可以说，西蒙•玻利瓦尔当年的势力依然是现在主流政党的宗祖，西蒙•玻利瓦尔的思想也依然是拉美政治思想的主流。

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提出“沿着解放者的道路前进”具有很强的与美国切割的含义。长期以来拉美在“泛美主义”的体系中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经济危机发生后更成为美元资本的猎场。在“泛美主义”体系中，拉美各国的经济实际上相互之间联系较少而与美国联系较多。建立拉美共同体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建立拉美经济圈，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为拉美已经深受美国之害。

二战后，拉美国家开始工业化，但显然是缺乏资本和技术的。于是美国就成了资本和技术的提供者。拉美国家的货币也跟美元建立了联系汇率关系，美元成了拉美国家的“基础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决定拉美国家货币政策（或者说拉美国家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通过美元贬值的方法向拉美国家出口产品或者通过美元升值的方法收割拉美国家的产品。这样就产生了美国和拉美国家间一长一短两个趋势：

长期趋势是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从而萎缩，而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在发展，巴西还成了“金砖四国”之一，美国越来越购买拉美工业产品。于是长期来看就存在拉美国家货币兑美元不断贬值问题（美元升值收割拉美）。

短暂趋势（不是以当前为基点的“短期”，而是历史上持续一段时间的“短暂”）是当美国需要更多出口时候拉美的货币就会升值，美国更多需要进口时候拉美的货币就贬值，并且拉美货币的升值贬值幅度都是剧烈的，这就是没有货币自主权的后果！

由于剧烈的货币动荡，拉美国家开始强行建立跟美元建立固定汇率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是拉美国家所谓“货币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汇率可以固定，但固定的只是名义汇率，只要产业关系不改变，事情的本质是不变呢，只是如何体现的问题。汇率固定不会名义贬值之后，贬值就会被越来越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代替。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美国经济“感冒”，那拉美就不仅仅是“吃药”的问题，而是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并且对拉美来说，殷鉴不远，就在10年前：

2001年，受巴西金融危机和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双重打击，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出现社会巨大动乱。3个月换了5任总统。

2003年，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经济形势，而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简单说就跟古巴和委内瑞拉干的差不多：去美化。目前阿根廷的总统是基什内尔的遗孀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执行的还是基什内尔的政策。

显然，寻求“脱美”的拉美需要找一个能代替美国作用的贸易伙伴和资本提供者；并且显然可以接受其货币。事实上拉美已经选择了中国。中国应当在今后十年大力加强与拉美的经贸往来，并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

2、中东-亚洲关系。
伊朗是一个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并且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如果伊朗处在中-俄经济体系中，则未来可以起到连接中俄经济中心区域的作用，从而构建一个欧亚大陆陆权经济体系，可能取代海权体系的中心地位。

3中亚。
中亚是天然气博弈中心，各大国势力拼命进入，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局势的潜在“爆破点”。
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大部分是一片海拔500-1000米平原，这里有串起昆都士-马扎里沙里夫-赫拉特的一片城镇群，东接瓦罕走廊西出口，西接伊朗，北接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到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汗河州的中亚人口密集区域。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个经贸区，将可能成为欧亚大陆腹心的地区的经济枢纽。

小结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虚拟化发展的巨大恶果，只要新的科技革命没有爆发，这场危机就不会真正终结。而现在所有的科技革命苗头都只停留在概念层面，没有实质性突破。因此今后十年，世界仍将在经济危机状况下曲折盘桓。但世界格局的演变不会因此裹足不前，相反，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种转折就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全球秩序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进行重组。所有的全球价值链，都可能重构，也可能维持现状。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展。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这是一个在共同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共同生存的时代，区别在于谁是领导，谁是员工，谁掌握财富的分配权，谁只能接受分配。在一个寻求合作的框架下，以获取更多份额为目的的博弈叫做“合作博弈”。中国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合作博弈，在西方的现行秩序规则中突围，成长为真正的世界经济中心。这需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升级，最终这是一个找回中国在全人类中的文化主导地位的大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