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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远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媒介、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汇集了来自中国社会政治学所、社会学所、新闻传播所，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多个研究团队和近50位研究人员。修远基金会每年推出一期年度研究报告，探讨文化重建、社会治理、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政商学界颇具影响。
修远认为，中国社会文化之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有识之士自觉担当与共同努力。
修远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复兴之目标的实现。
编者按：2016年第4期《文化纵横》刊登了路风教授的文章《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本文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正面讨论了现行经济政策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现行经济政策的思维框架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是忽视产业升级重要性的原因。只有抛弃“空想市场主义”的政策范式，中国经济才能扭转下滑、再次进入增长阶段。
✪ 路风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经济政策“新范式”的实践和效果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罕见的高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但由于刺激政策旨在扩大需求，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意识，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加深，致使中国经济积累起许多矛盾。虽然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要求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提供了契机，但是，经济政策却转向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范式”。[1]这一新范式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把市场机制看作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法宝，而把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扫清市场化的障碍，[2]产业升级就是在这个转向中被忽略了。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新范式”的形成经历了这样几步：
1.针对高增长阶段末期产生的矛盾，新的经济政策把问题的根源定义为经济失衡，而失衡则源于政府以投资驱动所导致的粗放增长。为此采取的相应核心政策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导致事实上的紧缩政策）。但这里所谓的“结构性”不是指通常所理解的产业或经济结构，而是阻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结构（如阻碍产品、要素和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那些因素）。新政策的预期是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使经济增长回到健康的轨道。
2.不过，与制定政策的预期相反，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政策变化过程中继续明显下滑。尽管下滑与紧缩政策直接相关，但主导思维却把其原因归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变化，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适中阶段的“新常态”之说。在对“新常态”必然性的论证热潮之中，经济增长在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但是，增长速度再次没有按照预言的那样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是继续一路下滑，引发政府采取“稳增长”的应急措施。
3.完成“新范式”确立的关键一步是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个改革的内容存在不同的解读（如在政治领导人的诠释中显然包含产业升级的内容），我们这里依据经济学家的解读进行概括。根据这种解读，转向“供给侧”的是因为需求管理已经无效，继续实施“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将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因此，增长动力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这就要求政府集中于结构性改革。由于高增长阶段和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中国经济需要先经历一个“市场出清”，然后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后是一个预期：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将使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理想的增长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比较来认识“范式”是如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传统是以“发展”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所以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以GDP的增长或高增长为中心的（因此也造成追逐GDP增长带来的各种弊端）。在这个传统中，改革是为了发展的逻辑始终一贯，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被当作发展的手段--正如“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句名言所说。改革的方法因而也是演进式的，允许尝试。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不执拗于意识形态目标。
“新范式”则在这些根本点上发生了改变：第一，发展或经济增长不再是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至少是变成了次要目标；第二，以市场机制将解决一切发展问题为信念，市场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被看作只是发展的手段；第三，政策过程的“实用主义”色彩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替代。如果回忆一下2013?2014年充斥在媒体上的议论，就能感受到那种“宁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停滞，不要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的气氛--这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新范式”的意识形态原则大大压缩了采取实用政策的空间。
“新范式”有其理论基础的--不太容易为社会公众所理解的是在它形成背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即经济政策思维突然转向以一个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框架。这个模型，就是以教科书形式在中国普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本文将其称为“教科书经济学”），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其实质是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率。
由于新古典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处于主流地位，所以它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改革思维，而且还帮助传播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优越性的社会意识。尽管如此，“教科书经济学”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上占据过主导地位。但这一次不同，在塑造经济政策方面，信仰新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阶段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新范式”的形成。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概念--“市场出清”--就是从一般均衡理论直接搬用的。
一般均衡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它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阶段兴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如果个人被允许在没有国家或其他权威干预的条件下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社会将会通过自发的组织机制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深厚的意识形态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古典理论能够逐渐占据“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指的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所有的商品市场能够同时达到供给等于需求（即市场出清），从而使经济体系达到由一系列资源配置和价格所构成的理想状态。对市场经济学家来说，如果能够证明存在着经济体系必然向之运动的一般均衡，那就有了描述经济现象并预言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则性工具，而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4]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正如Alan Kirman所指出：“这个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能证明，一个经济体从通常经济含义上的非均衡状态能够调整到令人满意的均衡状态。”更糟的是，“即使在我们强加于个人（行为）的严格假设之下，我们也从来不能证明经济系统会稳定于任何不变的状态”。[5]换句简单的话说，一般均衡状态从来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出现过。[6]
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政策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对“新范式”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概括起来说，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经济下滑，从中国现有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的努力也没有奏效，[7]但目前经济政策的主旨却展现出这样一个逻辑：经济下行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体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为了让在高增长阶段特别是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下被“扭曲”的经济恢复平衡，中国经济需要继续经历一个L型（即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其间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淘汰“僵尸企业”等措施达到“市场出清”（其理论含义就是达到一般均衡），再加上“结构性”改革，然后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带来创新和发展。[8]
但也正是与理论结合起来看，这个政策逻辑含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可以表达为两个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达到“市场出清”，就必须让中国经济“触底”，但哪里是“底”？
也许是为了化解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悲观情绪，201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在一两年内成功触底”。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而是稳住了，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从文章的逻辑可以看出，“触底”之所以被看作是“转型成功的曙光”，原因就在于它意味着实现了市场出清或一般均衡，此后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将把中国经济带回到增长轨道（虽然不过是“L型的下边”）。但问题在于，所有的类似说法都只不过是猜测。
由于一般均衡状态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过，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事先确定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什么水平就算是“触底”--5%或3%还是1%甚至负增长？从逻辑上讲，是否“触底”只有在经济增长速度被证明已经稳定于某个水平之后或开始反弹之后才可能事后确定。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以“市场出清”为名继续放任增长速度的下滑不会演变成为一场大萧条。恐慌导致经济的螺旋下跌（通货紧缩的机制）是可能的，而“乘数效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明文写着的。面对所有这些在现实经济中曾经甚至反复出现过的可能性，增长速度下滑的唯一底线只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大众和国家政权对于经济恐慌的政治容忍度。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出清”或实现“均衡”之后的市场机制就能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质疑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一般均衡理论把古典经济学传统所关心的价值或财富创造以及经济增长果断地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把分析焦点转向了交换关系、主观的效用价值和资源配置效率。当这个理论把稀缺资源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有效配置当作中心问题后，它也就不会关心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没有去证明经济增长是均衡的结果。与之相反，熊彼特恰恰是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他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9]他后来更是正面地提出：“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10]
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即打破均衡），于是作为发展动力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就不可能仅仅因为资源配置效率就自动发生。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创新的决策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必须来自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虽然也包含发生错误的可能）。对于产生重大产业后果的创新行动，战略性决策的实质并非仅仅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11]因此，产业升级必然要求战略性决策与能力成长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一定是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新范式”抽象掉所有这些问题，遑论回答，其政策陈述中从来没有产业内容，所以也无法证明“市场出清”就会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由于上述两个致命缺陷，所以“新范式”其实是建立在对一个自由市场模型的信仰之上，它的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差不多4年的实践足以证明，“新范式”的经济政策无效。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决策层究竟打算花多大的代价去等待它的最后破产？
▍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和前景
面对中国经济出现通缩现象，一些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建议实施被“新范式”嗤之以鼻的需求管理或刺激计划。但是，迄今的政策辩论被束缚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和概念中，其主要缺点是没有产业内容。当投资已经被“新范式”妖魔化为纯粹的刺激手段时，这样的讨论并不足以帮助确定政策的方向。因此，本文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把焦点指向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增长速度注定较低的“成熟”阶段？或者反过来问，中国经济是不是本来就能够继续增长，而且有潜力重新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本节即以生产率指标为中心，通过国际比较来证明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增长阶段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潜力。
为从全球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程度，图1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同时为显示发展的动态性质而选择了1960年和2010年两个年份，把各国就业者的人均产出（即劳均GDP）和就业者的人均分摊资本（即劳均资本）两个数据标注出来（以2005年美元计算）。
图1：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分布。
图1展示的关系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生产函数”，[12]因为图中的劳均GDP可以被看作是劳均资本的函数，其轨迹类似于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图1反映出如下的几组关系（同上）。
第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更高的劳均资本转化为更多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当劳均资本处于高水平时，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反映出报酬递减规律；
第二，技术进步的效果可以由劳均产出的提高所间接表达出来，但技术进步在实过程中是与资本积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资本积累提高为必要条件的；
第三，穷国的劳均资本提高缓慢或停滞，因此也缺乏技术进步。落在图1左下角的一些国家，其劳均资本在50年间基本未变，它们在2010年的产出也就没有超过1960年的产出，表明没有技术进步；
第四，富国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它们既是在1960年使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国家，也是发明了2010年新技术的国家；由富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向穷国溢出。
图1是从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发展特征的事后概括，其实际内容可以由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出来：英国工业革命首创的工厂制导致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造就了持续的技术进步；[13]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发明出来围绕着电力、化工和内燃机的一系列新技术，而率先通过大规模投资发展出大企业模式的美国和德国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本密集的技术及其后续的创新；[14]二战后出现的核能、航天、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技术及其扩散，继续推高了工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互动的两个方面：没有技术进步的投资不会形成有效的产业资本，而技术进步也必然通过投资才得以实现。历史证明，“新范式”要求缩减投资去抓“全要素生产率”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图1以两个正方形标出了中国的位置。左下角的正方形是中国在1960年的位置，右上角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巨大进步，并同样遵循着生产率与资本积累的正相关关系。但同时可见，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10年，中国的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分别不到美国的1/6和1/5，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中国发展水平大致只相当于德国1960年或韩国1980年的水平。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但反过来说，规模优势（如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也容易掩盖中国在生产率上与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率特别是工业生产率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库，对中国与其他5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绩效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现有数据的限制，对中国，我们选择1978~2007年（恰好大致相当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数据，而对其他5个国家，均选择1963~1992年的数据（这个选择尤其考虑到与日韩高增长阶段进行比较的需要）。
图2：中、美、英、法、日、韩6国的工业生产率在30年间的增长倍数。
图2展示了6个国家在30年里，全部门劳均资本、全部门劳均产出和工业劳均产出的总增长率（即期末相对于期初的倍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事实。
第一，6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率增长无一例外地超过全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在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的全部门劳均GDP增加了4倍，而同期的工业劳均GDP则增加了9倍，说明工业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关系其实具有普遍性。对低收入国家发展过程的研究公认，劳动力从农村流入生产率更高的工厂是一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中长期内会比其他任何经济部门都更强劲。[15]
第二，工业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从低收入水平一路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日本和韩国：在3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了近35倍，而韩国增长了近32倍，有力证明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水平，然后才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上（即富裕程度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
第三，中国工业生产率在30年里的增长只超过美国，低于英国和德国，更是大幅度低于日韩，说明以提高生产率为重心的中国工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特别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日韩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会比中国快得多？这是因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迅速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例如，在1960年代初才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韩国，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末就已达到总出口的70%。[16]而中国的工业结构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图3：中、美、英、法、日、韩6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含量对比。
图3所述6个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构成来反映它们产业结构的特征。图的纵轴代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横轴代表制造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代表各国的气泡大小反映它们各自的制造业出口总额。从6个国家在图上的分布看，劳动生产率与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总额最大，但技术含量最低，反映出中国工业处于较为低端的特征。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数据并不真实反映工业实力，因为其中很大部分是来料组装的加工贸易（曾经连续十几年超过总出口的50%，只是近几年才下降到近40%）。与此相关联，在2001~2011年期间，中国总出口的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这个比例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稍有下降。
上述3组数据（图）说明，生产率的增长较低是因为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这种产业结构是被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塑造出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发生在大踏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较高的技能相结合所产生的优势，[17]导致以出口为动力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攀升，中国工业的规模随之迅速扩大，工业增加值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并且积累起海量的外汇储备。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在价值链的爬升却很缓慢，其最大的影响来自持续了20~30年的依赖引进和放弃自主开发的技术政策。[18]由于有着对于外资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期望，中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税收政策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是中国企业的一半。[19]另一方面，中国工业长期不重视技术研发，即使是那些本来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如汽车、机床和电子产品等），也因为过于依赖外国技术或核心元器件而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上。
还是在高增长阶段，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则认为中国“无害”：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20]
上述几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否完全准确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精英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世界经济的“失衡”，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造成失衡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同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为响应这种说法，经济政策的“新范式”也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定义为“失衡”，并且设想“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面临着重新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23]但一位欧洲经济学家De Cecco则斩钉截铁地断言，任一国家贸易出超导致另一个国家贸易赤字的失衡关系，“只是在一个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才是真实的。如果发行国际支付手段的国家享有'过分的特权'--即它能够预先购买世界的产出，结构性地处于货币定价的首位，而让其他国家去自己分配剩下的--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经营贸易赤字，而其资源被中心国家所预先购买的其他国家就不得不经营贸易盈余”。[24]因此，他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失衡引起的，而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汇积累很可能减轻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制造的破坏。
不管怎样，只要大致了解一下中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贸易出现了持续萎缩之后，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会凸显出来，而中国工业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上述分析可以帮助澄清许多迷思。第一，中国经济不可能在如此之低的生产率水平上就丧失了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发展理论早就有共识：只要能够不断提高技术、组织和社会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距世界先进水平越远，其发展速度就可能越快。但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必将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25]而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要指出，只有在现有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才会影响增长。
第二，中国经济遭遇困难的根源具有清晰的产业内容，即在高增长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也同样清晰：中国需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和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这是提高工业生产率和附加值的关键，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只有以产业升级为条件继续扩大中国工业和经济的规模，中国才能减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自己发展的钳制。
第三，在抽象掉产业内容的条件下，把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归结为“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无助于认清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中国在高增长阶段的技术进步方式远比投资更大程度地决定了粗放发展。因此，推动产业升级需要从政策到体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但仅仅通过紧缩政策实现“市场出清”，伴之以实施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 即消除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任何障碍），然后坐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于中国经济的升级不过是缘木求鱼。
▍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是政策变化
以产业升级为动力，中国经济具有再次进入增长阶段的潜力。目前最需要但也最缺乏的是采取以发展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以便为中国经济提供前进的方向并动员起各方的力量。这样的经济政策必须要在政治层次上决定，因为它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政治、军事和经济是支撑国家战略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各自的政策目标必须在逻辑上一致才能使国家战略有效。如果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同时在政治上以反腐巩固政权，在军事上捍卫中国领土不受侵略，那么在经济上的目标就当然应该是进取性的--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否则国家战略就是有“残疾”的。因此，未来的经济政策必须包含经济增长的目标，增长目标的具体内容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的特定问题通过政治过程决定，从而形成采取连贯性政策的决心。
几年来，为了阻止经济增长的下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整体上看，由于经济政策的主题及其主逻辑被“新范式”所主导，这些措施往往是反应性的而且彼此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因此，实行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就要求经济政策再次发生“范式变化”，抛弃“空想市场主义”。
为什么？
第一，历史证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的动力首先来自政治领导力和政策变化。为了把“结构性改革”说成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归于“制度”，即体制不够市场化。但当他们在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时，同样把原因归于“制度”，即“产权保护、契约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无论是不是同义反复，也无论上述对制度内容的概括是不是准确，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在改革开放之初，上述“市场制度安排”都不存在，甚至难以马上施行，但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发展之路。很显然，开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是政策--即政治领导层做出的选择。同样确定的是，所有非计划经济的“市场制度安排”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具备。先不说制度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事实说明的是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内生于中国的动态发展过程，但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先决条件，那中国在每一个阶段都动弹不得，现在也如此。这个关系不仅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被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经验所证明。[26]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才是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图4：中国和日本的GDP总量（单位：万亿美元，当年价）
为了把制度说成先决条件（或把市场经济说成是目的），“新范式”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图4表明，在距今并不遥远的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只是接近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到2013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面是日本的停滞）导致的这种实力逆转，就是中国近年来强硬应对日本侵蚀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的底气。在今天的条件下，强调增长的重要性就要改变以前高增长阶段的模式，产业升级就是要扭转以低端为主的产业结构，把生产率的增长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改变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具有增长潜力是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一个保持经济增长的穷国比一个陷入停滞的富国更有朝气、更有信心，更让它的人民充满希望。中国在现有经济规模基础上的继续增长是压垮任何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国际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推动产业升级不会阻碍改革，而是促进改革。例如，中国最近在民用干线客机技术上取得突破（以C919下线为标志，也包括运20的列装等）。那么，中国能不能由此发展起来可以自我持续的民用航空工业？实现这个目标是关系到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需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工业的竞争结构以及政府监管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再例如，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正在普及的浪潮中，中国能不能把长期欠缺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工业发展起来？这个工业的技术变化速度极快、周期性极强，中国以往的企业模式和融资体制都无法适应这个工业的发展。因此，能不能建立起新体制关系到在发展上的突破。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的突破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中国企业的能力成长，因此，必须推进竞争性企业体制及其支持性制度的建设。在这里，市场化是其重要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有在升级过程被发动起来之后才会有效。因此，为发展而实施的改革是针对问题的改革，不是“空想市场主义”的改革。
更深刻的改革是，推动产业升级要求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方式决定性地转向自主创新。从产业升级看，自主创新就是鼓励和支持企业从事围绕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包括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因此，自主创新就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向能够创造需求的活动转移，也就是向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动、向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活动转移。但中国现行的科技体制迄今仍然是一个模仿外国目标、政府把持项目和专家评审（“分赃”）的跟随体制，仍然没有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同时企业不做技术的倾向仍然普遍。扭转这种局面的改革包含着远比“市场化”更多、更复杂的内容--至少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体制包括非市场主体（如大学）和非市场过程（如基础研究和国家资助系统）。这种系统性要求在国家层次上对改革的协调，但其效果将是巨大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民营制造企业供应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门把手和门锁（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产品），而这些企业生产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都使用机床。因此，沈阳机床集团开发新型数控机床的成功立刻成为支持这些制造企业升级的力量。当我们称产业升级必须“基础广泛”时，[27]它意味着中国工业不能失去向全世界供应门把手、手机壳的市场地位，更意味着中国要在上游资本品工业实现突破，以支持下游制造工业的升级（中国下游工业的优势又为上游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市场）。
第三，政府必须参与资源配置才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教科书经济学所讲的抽象自由市场模型（在美国也不存在），市场经济也从来不会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结构，而现实版的市场经济其实存在许多弊端。例如，最近两三年来，当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放缓增长后，大量可用于投资的国民储蓄通过资本市场涌入食利性产业（“食利性产业”指的是对生产率增长没有贡献、只是分享发展成果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和金融（包括股市）等经济部门中的投机部分。房地产泡沫、股市动荡、庞氏骗局式的“金融创新”以及最近的大宗商品投机等等，都证明这些不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在膨胀，其危害不仅在于少数人从实体经济中攫取发展成果而加剧贫富分化，而且在于通过恶化经济环境而加剧工业化的早衰。在这种条件下，把资源配置完全放给自由市场就会产生政策失误。对产业升级来说，市场机制本来无法解决资本市场短期赢利要求与工业长期投资需要之间的矛盾，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资金就不会投向需要长期投资的工业部门。因此，政府必须伸进一只手，消除产生食利性产业的条件并扭转现存“市场结构”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资源配置倾向。
产业升级需要有中国企业进入中国原来没有的工业或工业领域。这样做的企业将面临着高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发展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能力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高技术工业需要高强度的持续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竞争对手的压制。面临这样的风险，而利润前景又是高度不确定的，如果仅凭边际性的利润动机--市场机制所能提供的唯一动机，后进企业就没有经济合理的理由进入高技术工业。更一般性地讲，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该国将没有企业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但从另一方面说，政府的任何作用又不可能代替企业的作用，因为企业进入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出来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成长起来。因此，产业升级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实质是共同发展出来中国工业原来没有的能力，以使中国工业在新的市场成长起来。
第四，市场机制通过经济主体的决策才能发挥作用。以教科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范式”把市场经济描述为一架自动的机器，可以自动地带领我们走向理想之地，于是就从经济政策中排除掉那些面对不确定性时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力、决策和信心等因素。但现实的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其结果取决于经济主体的选择、决策和行动。一位研究企业的英国经济学家Neil Kay指出：“企业能够做出决策，而市场只能刺激和通知决策。价格变动是信号，而信号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的确，除非有人在另一端听取信息并愿意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一个信号就毫无用处。企业能够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配置资源，但市场不能在没有企业的条件下配置资源。”[28]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政府的决策。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不就是重大的市场信号吗？如果不相应采取对策，只产生这些信号的市场机制只能让企业丧失投资的信心。
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经济政策什么时候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济就会增长；什么时候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主导，就会停滞。
▍结语
本文在结束之际以一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实例来说明扭转困境的关键。2016年8月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新闻，中国企业居然手持1.2万亿美元的现金却不投资。[29]民间投资剧烈下降的消息又引发了“国退民进”、民营企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生常谈，以及政府的紧急措施。
为什么企业手持现金不投资？为了以本文的分析逻辑来解开这个“谜”，我们最后做一个思想实验。请本文读者设想你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你的企业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影响并同样遭受对民营企业的“不公正”待遇；不过，你的企业现在还有一些可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包括研发）的现金，而你有权做出决定。设想你在下述两种情境中需要做出的决策。
情境1：来自政府的消息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源是中国的经济失衡和制度结构；目前的政策重点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和淘汰僵尸企业；在经历一个增长速度呈L型的阶段并实现市场出清之后，像你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就可以大展宏图了，而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阶段。
情境2：来自政府的消息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源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再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但中国经济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为此，政府将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重点支持有志在新领域实现突破的企业并支持所有的企业向更高生产率和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以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度辉煌。
注意上述两种情境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方向为准，至于经济和市场的实际走势需要由你自己判断。对这两种情境分别都同样有两个选项：（1）投资；（2）不投资（再次提醒：指的是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投机性投资）。要求你在两种情境的各两个选项中分别任选一个。
如果你对两种情境的选项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能够理解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复杂问题了。
中国重振经济增长的所有条件都具备，只差政治领导力。
注释：
＊本文的写作得到两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的研究支持。王晨帮助梳理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脉络；朱良进行了统计数据的处理并制作了图1、2、3。作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1]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源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根据该理论，科学的发展并非来自直线的、累积的知识增长，而是通过科学革命的范式变化。范式概念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是世界观，是信念下的理论模式；范式还是选择要研究的问题的标准，规定了范式下的常规问题，排除掉其他问题，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把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文章是Peter Hall，他引入了“政策范式”的概念，以考察思想模式与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o. 3[1993]）
[2] 2013年“两会”前，人民网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公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有近125万人次网民投票选出的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从这些问题看，当时人民大众要求政府做得更多而不是市场更多。对企业的调查也表明，它们抱怨更多的是市场秩序混乱、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详见《近125万网民参与两会调查“社会保障”连续四年蝉联榜首》，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03/c357500-20659245.html。
[3]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4] 罗斯· M· 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许永园译，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版，第5页。
[5] 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
[6]19世纪末，瓦尔拉斯第一次成功地以数学方程的形式来阐述一般均衡模型，但他的证明方法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否定。之后，经济学家们继续为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而努力，其方向是寻找更加有力的数学理论和构建限制条件更加严苛的均衡模型。20世纪40年代，随着数学理论的长足进步，三位美国学者--肯尼思· 阿罗、杰拉德· 德布鲁和莱昂内尔· 麦肯锡--在建模时把不动点定理（Fixed-point Theorem）引入论证过程，证明了一般经济均衡在数学模型中的存在性，即经济学教科书中著名的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此后，经济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进一步在非常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模型中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详见罗斯· M· 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第6?9页。）但是，从数学上证明经济学模型可以均衡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运行也可以实现一般均衡。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所有约束条件实际上都是为了过滤掉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数学证明只有在一个静态的、高度确定的简单模型中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实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会按照简单模型设定的轨迹运行。因此，在模型中可求证的均衡是否同样存在于现实经济当中，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被证明的命题。当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调整表明一般均衡模型无法证明现实经济可以达到均衡后，主流经济学家们依然不愿放弃他们偏离现实而构建出的均衡模型。Alan Kirman评论说：他们坚持希望“在对理性个人的标准假设之下，可以证明出瓦尔拉斯所表达的思想，即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不均衡的状态自行走向均衡的状态。而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则被他们认为是缺少分析工具做出这种证明”。（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于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Morishima曾经对这个趋势评论道：“不同于物理学，经济学不幸地沿着远离其经验来源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作为经济理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变成一种数学的社会哲学。”（Michio Morishima,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404[1991]）
[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8] 见《权威人士再谈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
[9]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0页。
[10]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Horchbooks, 1979/1942, p. 82；中文版参见约瑟夫·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页。
[11] David J. Teece, “Alfred Chandler and 'capabilities' theor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2(2010).
[12] 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capital deepen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2002); Robert C. Allen,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9(2012); 罗伯特· C· 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13]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4] Alfred D. Chandler, J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Dani Rodrik,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6] Linsu Kim,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Sanjaya Lall, and Shujiro Urata(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2003.
[1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18]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八章。
[19]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 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20]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 4(2004).
[21] Pankaj Ghemawat and Thomas Hout, “Can China's companies conquer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 2(2016).
[2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No. 3(2016).
[23] 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几年中国出现要求开放资本账户（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的舆论和官方计划。对于这种提议，20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和他的同事“孤独地”坚持陈述其危险性，他把中国政府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看作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受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最后屏障”（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辩》，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为使中国政府保持清醒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4] Marcello De Cecco, “Global imbalan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2012).
[25]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2016).
[26] 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9(2004).
[2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28] Neil Kay, “Searching for the firm: the role of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4(2000).
[29] 《1.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史无前例狂囤现金》，新浪网，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1667856794/44068?cre=financepagepc&mod=f&loc=1&r=9&doct=0&rfunc=44。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10月刊，文中图表原附有详细的注释说明，限于版面，全部删节。原题为：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