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的政治、经济改革战略，开启了中国特有的政经周期，伴随反腐整风、吏治刷新、经济结构调整、军队改革等一系列大手笔举措，意识形态领域及社会舆论呈现出剧烈分化的态势。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对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却聚讼纷纭。有人怀疑这是否还是“100年不动摇”思想路线的继续？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之后应有普世主义的政治改革的历史逻辑能否得到遵循？有人则由于30年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伦理失序、环境恶化，而干脆主张重返共和国第一个30年。

实际上，上述种种争论可能都已经脱离了当下的实际：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30年改革开放所依循的搭欧美世界经济的便车的模式已经难以延续，作为后发国家效仿对象的代议制民主及其政党宪政制度也大面积失灵，曾经的“政经改革模板”都不同程度地失效；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变动，以农民工、城市白领、企业家为主体的新阶级正不断生成，传统的工农社会正不断重组，政府治理的对象已从农耕时代的静态社会，加速转变为高度流动的动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已从传统的集体主义转向权利意识突出的个人主义，因此，重返前30年的老路也已经不具可能性。

以上种种明显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动趋势，均提示人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方，隐约呈现出一些新的基础性的规律，仿佛出现了新的周期——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周期，邓小平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二个周期，那么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是否正在步向一个新的周期？

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和想象，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性条件之上，必须建立在对可能存在的新周期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则，一切的呼吁都只是政治幻想。

本报告的目的，即在于讨论自十八大以来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揭示内在于当下中国种种争议不断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层规律，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更加自觉，更加能动地导向未来。

▍一、新的内外关系格局

1.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发展路线的调整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开始遭遇较大困难，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结构性矛盾凸显，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延续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期，步入“新常态”。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态”、理解当下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追溯过去一轮经济增长的历史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的原因。

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开始于1970年代末。中国在19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也将西方带出了1970年代中期的“滞胀危机”，带动了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

从表面上看，“滞胀”问题源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已有的空间格局之下，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到达顶点，没有了价值洼地，生产链条中不同区域内生产资料价格趋于一致，持续盈利不再可能。为了走出1970年代滞胀危机，西方各国也进行了一些主动调整，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里根和撒切尔改革）重新理顺了资源配置体系，再度激发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改革只是存量的调整，真正的增量来源于资本活动空间的升级与扩大——在物理空间的广度上和虚拟空间的深度上都能得到扩张。正像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要求资源和市场可以不断开拓，由此资本才能无限增值。开拓资源和市场，就是开拓新空间，地理大发现、技术革命，都是在不同层面开辟新空间。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的空间和价值洼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中，而接下来的80、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瓦解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变迁，带来了对原有空间的深化利用，开辟了虚拟领域扩充资本的活动空间。这也正如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费尔南·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乔万尼·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到大卫· 哈维（David Harvey）等资本主义的追踪者与研究者向我们揭示的：随着资本量的增大，资本所需的空间也需不断扩大，需要从一个竞争加剧的旧空间，跳跃至一个可以进行新一轮物质扩张的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新空间。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加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推进了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意味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升级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利用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劳动力的高素质与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成本，进而使自身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获得了巨额的贸易收益，而发达国家也享受了中国低成本商品的红利，中国与西方相互需要，各取所需。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结束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持续性不利影响，已经超出多数人的预期，经济复苏面临重重困难，全球性的贸易与生产规模处于持续性的下降轨道。例如，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之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性下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从1999年到2006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2.6%，2014年这一数值下降至2.1%。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其劳动生产率也持续下降：2008年至2015年，美国年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约为1.5%，不到上一次经济繁荣期（1995〜2003）年均增幅（3.5%）的一半。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也从2010年前后10%左右的年均增幅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7%左右。

除了这些具体经济数据的下滑，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还进一步表现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体系出现严重困难。全球化秩序的三个支点——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以美元信用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以WTO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都受到冲击和挑战。

对于美国、欧洲而言，一方面，因自由贸易对其不再有利，它们不断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逐渐以TTP、TTIP等区域性经济政治设置，从全球化逐渐退后到区域整合，以此隔绝风险、整合区域市场，为将来更严酷的竞争积蓄力量。WTO体系因此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动荡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的薄弱环节更易发生混乱。中东、非洲、拉美这些地区当前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区域战争导致的难民等问题，又会向欧美地区扩散。联合国等传统国际政治协调机制，在这样的场景面前显然已无力应付。而为了应对危机，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导致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不断孕育新的金融风险，暴露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危机。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过去30余年全球经济持续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持续30余年的狂飙突进的资本全球化历程，也已进入深度调整期，区域一体化、区域整合，这个原本就潜在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线索，将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题——在空间的广度无法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转向对已有空间纵深化的利用与整合。

从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无论是外部需求不足带来的国际贸易动力不足，还是国际格局的整体变化，都可能导致中国长期发展道路面临深刻挑战。如果说，过去30余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融入全球市场，而在全球化步入深度调整期的当下，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延续过去以大规模廉价商品输出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经济模式。在世界市场相对衰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根据历史趋势变化重新定位行动的基本逻辑，需要更多地从内部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

2.中国经济的内生需求：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进入2012年以后，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些新迹象也开始涌现：在商业环境领域，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依托，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不断出现，电商和快递行业高速发展，出现了类似于淘宝网销售额过万亿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出现了以智能手机应用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空间，也出现了类似于小米、滴滴出行、大疆无人机这样的新兴明星企业；在工业技术领域，以装备制造为中心，中国企业的技术突破大规模出现，高铁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大型客机制造业走向正轨，超级计算机不断推陈出新，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在消费市场领域，中国社会财富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自身生活品质有着更高要求的新一代市民、新生代农民规模超过数亿，消费能力惊人。伴随着新一代消费主体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的升级换代，中国出现了汽车销售规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样的象征性事件，也出现了电商行业对传统农村市场的进军与开发。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跨国收购成为趋势，如美的收购库卡机器人，中国种业收购瑞士先正达集团等。所有的这些新迹象，表明了中国经济虽然遭遇到暂时性困难，但我们内部的一些创新性要素和能力，正在快速成长之中。

在过去30余年全球化扩张的大周期中，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巨量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开放前30年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工业化体系，也进一步开阔了内部的经济空间。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涌现了多元性的经济主体，并进一步激活了市场要素，使得市场体系出现了向更高阶段演化的趋势。正是这些活跃的多元经济主体以及其他活跃的经济要素，让中国经济至今仍然具备突出的活跃度，并由此形成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基础，构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和经济自主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产业，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其背后是工业系统的演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必须建立在已有的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之上。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当下，中国的工业系统非常完备，既有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代表的制造行业，也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为基础的重工业，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密集型先进装备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既是维持经济发展和保证人民就业的基础，也是我们推动“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前提。在全球化条件下，虽然出现了欧美的中低端行业外移的现象，但依托于大型跨国集团的强大生产组织能力和金融、军事、技术霸权，欧美的高端行业依然可以实现对中低端行业间接但有效的控制。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显然还不具备此种去地域化的产业控制能力，如果盲目追求高端行业而忽视中端、低端的基础产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高端行业的先在者——欧美跨国企业，显然不会乐见出现具有威胁的后来者，自然会以强大而完善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壁垒来限制自身技术的外泄，因此，中国的高端突破，更多地必须建立在提升低端和中端的基础上，自主性地实现。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依靠的是大规模、廉价的制造商品靠量取胜来获得市场空间，今天，在国际市场空间的广度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探索对国内生产、市场空间深度的挖掘，告别旧有的粗放式“量”的扩张模式，探索从量变向质变的转移。

当前，为了顺利地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工业体系的扩展与演化，为了给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比当下更大的市场空间和行动舞台。正是在这样一种内生力量的推动下，2013年以来，中央决策层大力倡导“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推动中国自身的区域化布局：将中国与周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进行经济空间的深度整合和开发，实现经济网络在更大范围内的生长。

目前，中国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节点之上，掌握着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的资本持有量，不仅连接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也连接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发达国家。如果中国能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合作中找到既促进他国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分工结构，就意味着可以打造出区域共同利益，形成区域共同体。中国也将借由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契机，来学习和参与全球治理。

▍二、新社会结构

1.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析

与国内经济主体性不断展现的趋势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群体的身份地位也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改革开放3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刻改变了前一个30年形成的基本社会结构——城市单位制与农村公社制。1970年代末推行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使得原本紧密的公社体系松散化，在解放家庭生产力的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埋下伏笔；1980年代中晚期，城乡商业领域逐步放开市场化，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和私营企业雇佣人员涌现；1992年以后，生产领域市场化也逐步扩展，外资大规模进入，合资企业层出不穷；1990年代末“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将数千万工人从稳固的“国家单位”体系推向市场化竞争环境。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加入WTO等外部条件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提速，沿海外向型加工企业消化了大量从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中转化出来的劳动力人口，在短时间内集中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尽管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但所幸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社会动荡。

过去，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类型的单位（体制）占据中心位置，负责分配资源，也可以为个体提供庇护。到了今天，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单位（体制）不断收缩，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轨社会结构——（单位）体制与市场同时存在。过去，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上下地位，主要由不同人群与单位、与公权力（体制）关系的远近来界定，因为公共权力垄断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体制内有位置，就有身份、有地位、有利益，例如干部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而经过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市场体系已经重塑了社会结构，市场在社会中扮演着分配资源、区分上下的角色。社会个体，因为其与市场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的结合程度不同，而被区分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等等，这些诞生于上个时代的阶级属性已经被市场重塑，这些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以农民为例，现在的农民已经分化成如下几类：第一类，是因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如城中村改造、或者城市扩张过程中得到巨额补偿的农户；第二类，是虽然有土地，但由于土地无法货币化而收入低下，需要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第三类，是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第四类，是既无法外出务工，也无法依靠土地获得较好收益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在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未有的变化。同样，在城市人群之中，不同主体因其自身与资本、人际关系、专业技能、文化形象等可以货币化的资源的结合能力，也可以被区分出新的阶级身份。在社会结构的上层，是掌握资本的企业家群体和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群体；中层上部，是掌握可以市场化的专业技术能力或者具有一定文化形象的人群，如资深律师、畅销书作家、职业经理人、知名学者、金融业者等等；中层下部，是广大的具备一定教育水准但不具备特殊能力的普通白领，如新一代大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多数普通公务员、教师、警察等等；下层，则是因病、因缺乏技术、教育而无法上升的城市底层，以及没有了土地保障，也缺乏相应的技艺、能力和资本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农民工。

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势，已经被市场化、工业化进程重新定义。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存在两条主线和两个标准——（体制）内与外，（市场层次）上与下。这也造成了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高度复杂。一方面，单位体系（体制内）依然存在，而且还可以为不少工作人员提供基本保障，使得他们免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拥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得到稳定的代价，则是失去较高收入的预期。在单位体系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其收入、福利水准相对于市场中的中高级人群来说是处于下降过程中的，因而其社会地位也在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结构，从集体化雇佣（工厂、单位、公社、集体）向市场化、个体化的雇佣形式转移。因此，绝大多数人群势必需要依靠市场体系来谋生和发展，无法进入组织化良好的单位（政府机关、国企），而是进入到各种市场性组织之中，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快速变动中的市场体系。这些不同群体在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冲突——由于区域发展、城乡发展、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又非常多元，这些分散的利益诉求不断相互冲撞。而能否化解这样复杂的矛盾，除了依靠法治来规范权力行使这样的治标措施之外，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以规模和系统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分工网络来支撑起中国人整体上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  

2.内与外、上与下交错中的社会阶层

过去30余年快速的发展，在让我们对未来有更高预期的同时，也往往不满足于自身的处境。这种不满，又被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放大，导致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焦躁情绪。

由于存在体制（单位）和市场的双重利益分配标准，中国社会结构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非常复杂。社会上层的少数金字塔顶端人员可以同时横跨政商两界，既享受体制的权势又享受市场的红利，但这一群体遭遇的社会负面评价越来越大。对于数量相对更多的企业家和高级官员来说，由于法治进程的推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资本和权力之间大致形成了一定的隔离状态：企业家可以拥有较高的收入和令人羡慕的财富积累，但与高级官员相比，他们没有政治权力，或者说仅有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权；高级官员因为公共职位而拥有权势和地位，但与企业家可以名正言顺地积累财富相比，这些职位能为他们提供的正式收入相对十分有限。权力与资本的相对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权钱交易的成本，这也是权力运行和市场经营规范化、避免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绑架的客观需要。但如果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平衡，缺乏强大的中层社会力量的监督，它也极易被各种变相手法突破。上层群体既想占体制的优势又想占市场的好处的做法，会形成对中层的削弱——中层群体参与市场竞争所依靠的主要是专业技术能力、知识、个人形象等，如果没有稳定的产业需求来支持和促进这些技艺和知识的不断再生产，面对大资本和权力的压力，碎片化、个体化的“专业人士”和“白领”，很容易被“利益收割”，或沦为附庸。与此同时，由于融入城市生活中的成本上升——如房价、就医、就学等问题的折磨，又缺乏体制来协助和保护，导致在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中，怨气最大、压力最大的是社会中层。这一部分人群人数较多，高达数亿。

要克服这种“中产怨气”，要使得民众有获得感，我们就必须保持社会流动性。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一项主要活力来源，就是流动性——不仅有物质和资源的流动性，也有人的流动性。现在，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逐步减少的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而要保持和促进社会流动性，不能仅仅依靠短期提高社会福利，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提高经济的活跃度，依靠产业系统升级的强大物质支持。只有产业持续升级，才能释放出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强有力的社会中层，并促使个体的技术、知识有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需求。例如，“阿拉伯之春”系列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就是该地区的国家和政府无法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化人群、新一代青年提供粮食和就业。与之相似的还有拉美地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地区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产业体系，无法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人口提供有一定技术水准的长期就业，只能依靠大规模出口资源换取社会福利的模式来维持社会稳定。一旦遭遇国际市场动荡，就会出现普遍的社会返贫现象。而在欧美，由于制造、加工、设计、服务等有一定技术要求的中间性生产环节的大量外移，相关行业就业持续下降，进而使得传统中产阶级普遍受到削弱，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与中东、拉美、欧美等地相比，虽然同样面对社会结构的极化问题，但相对而言中国更有解决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较为强劲，社会结构也没有完全成型，具有改善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流动性的保持，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关。没有工业化持续发展作为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是暂时缓解社会问题的一种麻醉剂，只能够消弭短期不满，无法长期坚持。只有经济结构的变革升级，带来新的知识和生产方法、经验，新一代的人群才能依靠教育和培训等方式融入新的就业环节或就业领域，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的社会群体，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力量。而没有工业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社会资本就会从产业领域转向投机行业，导致更为严重的资本集中和阶级固化。因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转型升级”为前进的方向，以深厚的工业基础为依托，依靠产业升级来发展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职业岗位，重塑中国社会的流动性。

▍三、新政治形势

过去30余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相适应，政府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招商引资”和“放开搞活”。这是因为资本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极度稀缺。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通过引入外资、技术，中国工业发展有了新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放开搞活”，原有的工业积累得以货币化、市场化，进而激发了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温饱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了今天，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已经有了较为庞大的规模，与此同时，在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先进技术往往是无法靠直接购买可以获得的，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现技术突破。

目前，中国的发展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招商引资”和“放开搞活”转向推动工业体系“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此种基本任务的转向，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官僚体制而言，无异于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命题。

首先，在经济上，“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对政府和官僚体系提出了极其复杂的要求。与过去简单明了的“招商引资”任务不同，工业系统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以企业为主的多元主体的协调互助。因此，政府和官僚系统需要重新定义自身行动的边界和原则，需要探索社会化地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方法和技艺，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无所作为；政府和官僚系统需要在更复杂的背景下探索与市场机制配合的方式。这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世界正在发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代表了管理技术、生产分配模式的深度变革，这些复杂的信息处理技术、管理体系、运营结构本身也在改造着社会组织形态，对政府和官僚机器原本的资源汲取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战。例如，欧美的互联网产业的服务外包趋势，使得政府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监控能力下降，导致国家对自身产业的空心化缺乏应对手段。与此同时，金融力量也正在重塑着产业结构和生产体系，面对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政府和官僚机构需要深刻理解金融资本的运行逻辑，探索和建立引领金融资本的领导能力。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从工业化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先例，没有出现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相对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并能持续发展的先例，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领导组织引领、调动社会经济力量进行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先例。对于政府和官僚机构而言，接下来所要面临的挑战，既没有现成的西方经验、西方理论可以进行援引和参照，也无法仅仅依靠中国过去的经验进行推理和类比。

其次，在社会领域，中国政府和官僚机构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人们的权利诉求日益高涨，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课题。对于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古老文明的中国而言，我们的官僚体系被烙下农业文明、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习惯以管制的思路对待民众，习惯于日常性的维持工作，缺乏应对高速变动社会的治理经验。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工作重心长期倾向于经济发展领域，对社会问题多以维稳和放手等方式加以处理，而今天则进入到必须靠主动引导和纾解矛盾的治理阶段，它要求整个官僚体系在行动逻辑、工作思路、人才储备、知识储备方面，都要作出深刻调整，而这无疑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新命题。它不仅是技术创新问题，同时也是生产组织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社会运行模式、政府行动逻辑的变革历程，它不能仅仅期待市场的自动自发，而是要创生主动性的引导能力和规划能力，其核心就是组织生产和治理社会的能力建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最终能否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能否形成良性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否塑造出社会、政治运行的较为理想的形态，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执政党。

▍结语：在新时代探索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目前的中国，在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局面，面临新挑战，所有这些新挑战，都需要国家的组织核心在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的条件下来加以解决。因此，新周期问题的根本挑战，是我们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顺利实现工业化、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的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的时代命题，虽然是建立在前两个30年发展的基础之上，但与二者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进入新的阶段：前30年，我们在与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使得自身有了不被世界政经结构中的强力主体支配的独立空间；后30年，我们则是依靠改革开放，进一步激活和发展自身内部积累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壮大；未来30年，面对着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和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对更好生活、更高目标、更大市场等的不断升级的期待，我们必须发展出更为强大的主体性，也必须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在争取社会分化相对可控的同时，使得社会生产力进入中高端水平。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重新书写。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升级”意味着两个层次的艰巨挑战。

首先，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提出挑战。作为中国的各项事业的组织核心，在主动引导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无可取代。“与时俱进”是党的行动特征，过去，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改革党的转换，今天的命题则是，其能否从改革党转化为创新党？在创新驱动的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和生产力发展当中最活跃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引导中国的社会经济力量，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形成自己的制度优势？能否形成全球化条件下组织效率更高的大生产的优势？所有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对先进生产力的引导能力建设问题。

其次，这也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挑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平公正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没有生产力大发展的公平，与没有公平的生产力发展，都无法持续，都使得社会主义无法体现其优越性。在新的国内外政经格局、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能否探索出一套可行的治理方法，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保证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体现？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案。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刊，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