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国际战略：从“韬光养晦”到“顺势而为”

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从恐怖袭击到伊拉克战争，从中国崛起到哥本哈根会议，从金融危机到阿拉伯之春，真可谓城头变幻，风云莫测。但是，这些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历史的规律，时代的脉动。党的执政方向和对外战略，要遵从历史规律，要把握时代脉动，要对新世纪的国际格局和演变作出认识和判断。

新世纪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是什么呢？

第一、从硬实力上讲，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主导的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日渐衰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地位不断上升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主导了国际格局，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持者，这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取得和平发展的机遇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并未能自然地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而是在为西方老牌国家的高福利社会买单，出现了许多国家“要安全找美国，要赚钱找中国”的局面。

分析国际体系格局即可看到，当前世界可划分为三个集团：

第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集团。这个集团的软实力自9.11以来，就受到美国单边主义战略的损害，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打击了该集团的硬实力。客观上，该集团的全球战略空间处于不得不收缩的局面。但主观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又不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新大国出现。因此，其主要战略，就是以其强大的政治和文化软实力，把握话语权，以此形成“连横”之势，躲在后台来牵制新兴经济体国家。

这个集团主导了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们在全球产业分工链中占据最上游，拥有定价权，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与劳动力，支撑其高成本的社会福利与民主制度，并以优秀的软实力资源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为其工作。它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诸如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加大等等。但它们在旧的世界体系中获利最多，受害最少，因此仍将不遗余力地维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第二个是以多数非洲和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边缘的依附性国家集团。它们多半为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底子薄、基础差，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仍不得不采取依附性的发展模式，主要靠对外出卖资源、或者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场所来支撑经济增长。它们过去在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受剥削最深，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一集团中的许多国家有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政治结构脆弱，很容易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崩溃。目前看来，它们或囿于历史传统的熏陶，或囿于殖民主义的影响，还不能凝聚成一股共同力量来反抗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应对自身的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第三个是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团。它们都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大国，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是在政治上或者向美国靠拢，或者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现状。新兴经济体迫切希望将其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影响力，但又处处受到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打压。例如俄罗斯面临的“颜色革命”包围圈，以及中国面临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等等。它们一方面自豪于取得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又在为将来的发展空间而苦恼。

这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在现有世界体系中的收益已经接近边际效益最大化，它们本身若想继续向前发展，必须突破现有体制，必须建立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都是大国，也具备挑战当前世界体系的实力。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和新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都力不从心的时代，只有新兴经济体国家才有变革的动力和能力。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究竟会否被彻底改变，世界未来的政治经济格局如何，归根到底取决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博弈。但是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第二、从软实力上讲，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话语权，与非西方文明寻求适合自身发展实质道路的矛盾。

自世界进入“核威慑”格局以来，常规军事手段虽未退出历史舞台，但已不太可能成为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手段。大国间的对抗，将更主要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广泛的平台上展开。这其中，不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实力都是软实力的表现。从冷战结束到颜色革命，从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一系列事实都在警示我们，软实力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的主要舞台。

在当前国际格局中，软实力归根结底就是对发展道路的解释权。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是符合历史规律，是不是符合本国国情，是不是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既需要本国发展成绩的证明，又需要通过对其解释而获得认同。没有实打实的成就，解释得再天花乱坠，人民也不会相信；没有自主的解释权，成绩再好，也会被歪曲、污蔑从而误导大部分人的判断。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成就并未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文化影响力，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缺乏对中国式发展道路的解释权。BBC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自我认知和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之间差距之大，在调查选取的几十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远高于其它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这既说明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进步，又证实我们的发展道路还没有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这使得我们在应对西方主导的媒体战、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时处于极度不利的被动局面。

类似的情形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案例上也有体现。我们说，所有国家追求民主、富裕、自强的渴望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些国家按照西方提供的发展模板去走，失败之后又将原因归咎为自身“不够西方”，这既是它们不能成功走出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果，也是当前缺乏西方现代化学说替代方案的结果。

因此，当前世界软实力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经西方解释过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各国人民真正追求和认可的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这其中的逻辑在于，西方经历近世五百年的演变，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主导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当然自有其成功的道理，但是西方学者和媒体将许多西方特有的元素强加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代化规律之上，造成“欲要现代化，必先西方化”的错觉，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所应辨清并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崛起，并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有着世界性的意义。

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就是平等竞争、互通有无，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创造物质条件；在政治上就是打造现代国家、保障个人权利、吸纳人民诉求、参与世界秩序；在文化上就是寻求本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社会的接榫，与民族国家的接榫，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接榫。

中国的软实力能否崛起，就在于中国思想界能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富有吸引力的、不同于西方的解释体系；就在于中国的执政集团能否吸纳这种解释体系，将之上升为长久国策并运用执行；为广大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作出表率，就在于这种解释体系能否运用到它国实践中取得成功、获得认可。

二、顺应国际格局演变的“世界大势”

从硬实力的角度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和牵制；从软实力的角度讲，中国急速上升的经济实力，迫切需要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文化影响力。这两个基本条件决定了和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再“闷声发大财”，保持“韬光养晦”的国家战略不变，而只是被动地接受国际格局的调整。随着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增多，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愈来愈紧密的关联，在外交战略上，中国需要进入“有所为”的历史新阶段。

但是，中国在当前还未能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生产链中的较低环，在经济上缺乏对重要技术和战略物资的垄断能力和定价权，在政治制度上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军事上缺乏与其它强国在海外一较长短的地区性投放作战能力，更罔谈与美国比拼对世界秩序的掌控力。因此中国采取过于强硬的“作为”姿态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历史上德国、日本崛起失败的案例，都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即使到了有所作为的时代，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不能为极端民族主义绑架。

因此，我们提出，中国的国际战略基本路线，应当从“韬光养晦”向“顺势而为”转变。

“顺势而为”，首先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发展要突破西方国家在关键领域的垄断地位，要突破西方舆论和媒体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刻意渲染，就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只能丧失机会，人为刀俎而我为鱼肉。

“顺势而为”，还要同时反对“事到临头不得不为”，“或者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其关键在于顺“势”。“势”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既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势”可以顺而不可以逆，可以推动而不可以强为，顺势者势必助之，不顺势者势必强之。人力也可以造“势”，但是需要长久积累，做好长期战略准备。

“顺势”最终是为了“造势”。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讲一句话叫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中国式政治的最高境界。处在优势地位，就营造能够长期维持这种局面的大势；处在劣势地位，就培养将来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这就是对“势”的经营。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还有距离，现在要做的，就是为将来真正的民族复兴“造势”。

我们说，中国对外战略要“顺势而为”，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势：

一、 顺应经典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面临新一轮调整的大势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自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表面上看是“一超多强”格局，实质上则是一种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等级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这一体系的特点主要有两个：

其一、世界经济分工格局正在僵化，各国越来越倚重自身的比较优势来获取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能够凭借自身科技优势在生产链中占据高端地位，生产更多的附加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占据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来逐步在生产链中获得更高的地位。但是，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垄断越来越稳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机会越来越小。一旦有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老牌强国或者将其同化为西方价值的接受者，或者利用金融工具和经济危机打击和遏制新兴经济体。

其二、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露面台前，国家政府则隐身台后，共同维护这一等级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发达国家，它们如同巨大的吸水机，从各国吸取高端人才为其自身运营提供不竭的动力；它们又购入矿产资源等原材料，把生产部门设在劳动力价格低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其劳动力红利。跨国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国家机器结合起来，以非政府组织的面孔，做着维护本国在世界等机制体系中地位的事。表面上跨国公司是超国家的，但实质上跨国公司通过超国家的资本流动，为欧美发达国家中资本与国家的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世界体系的核心是资本扩张原则，它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被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依靠金融工具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来养活国内代价高昂的福利政策体系和议会民主制度。这一世界体系自然而然地调动一切资源，包括各种研究机构和媒体工具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这一世界体系在当前遭遇到了危机，其代表就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取代资本扩张原则的逻辑，因此这一世界体系在未来很可能在作出重大调整之后继续存在下去。这些调整包括：

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进一步要求经济民主，掀起与传统资本巨头、金融寡头的政治斗争，但是这一诉求仍将在政治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而不会触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原则。

2、 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满足人民期望、消化人民诉求的能力尚未达到饱和，亦即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框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但其执政集团的方针政策可能有较大变化。

3、 目前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调整中有机会跻身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但前提是处理好国内的阶级和社会矛盾。经过这一轮调整后，占据真正主导权的都是从国土、人口、经济和科技实力上均名列前茅的真正大国，难以再出现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小国战胜不发达大国的现象。

4、 经过这一轮调整后，国际政治等级制格局将更加严密，各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更加明确。这也就是说，即使将来再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它们相较“金砖五国”而言也更接近“东亚四小龙”，难以在政治上有大的作为。

应该说，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场洗牌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机遇，顺利实现中国经济过热泡沫平稳着陆、顺利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并防止大的动荡出现，否则民族崛起之路将遥遥无期。中国对外应作好应对西方国家政治思潮保守化的准备，一方面加大互相理解和交流的力度，另一方面主动扶植代理集团；对内则要坚持实体经济兴国的原则，鼓励实业发展，鼓励民族企业，约束资本，使之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

二、 顺应世界人民呼唤优质民主政治潮流的大势

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国经济建设取得相当成就后人民的必然诉求。

二战以后的半个世纪是整体相对和平、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半个世纪。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各权威国家的人民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本质上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决定的，具体到各国，则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相结合，引发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世界大势。

民主制度有其本身的弱点和弊病，例如决策周期长、决策成本高、容易演变为金元政治和寡头政治、有民粹化的危险倾向等等。但是，民主本身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之大势不可阻挡。不管哪个集团，哪种主义，站在这一大势的对立面都是不明智的，都会激起世界人民的反对。我们应当做的，是在揭露西方式民主制度特殊性和虚伪性的同时，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争取民主问题的话语解释权。

民主本身既是一种能够在精英执政团体之间展开有效竞争的制度，又是一种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民众政治诉求的制度。优质的民主应当既保证选出能人，又保证选出的能人能够使大众满意。西方鼓吹并移植的民主、被金融寡头把持的民主和被民粹舆论控制的民主都不会成为优质的民主，世界人民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越来越明确地表达对优质民主的诉求。

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顺应这一潮流，对外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宣传优质民主的理念，立场坚定地支持世界人民对于优质民主的诉求，同时注意对西方媒体狭隘民主政治的定义和宣传进行有理有据的争论和反驳；对内则要认识到民主化与一党长期执政并不矛盾，要把党内察举和民主选举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察举制度选上去、民主制度选下来”的合理选拔机制，将建立优质民主制度作为执政的长期方针，同时以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重建为民主制度建设打好基础；要认清摆正民主改革在政治现代化中的地位，既不高抬，也不低估，综合性、战略性地推动民主制度建设。

三、 顺应非西方文明主动崛起、西方文明长期衰落的大势

近世五百年以来的大势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以西方文明为载体演进的大势，西方文明的崛起和衰落，都是这一历史进程自身规律和逻辑的展现。由于时间上的领先地位，西方文明一直对现代化历史进程拥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但是这种解释本身随着殖民主义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遭到质疑。

我们认为，西方文明事实上的长期衰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西方文明的中坚力量，新崛起的德国采取军事手段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并将其扩大为世界规模的战争，这本身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在自身内部没有找到处理挑战者和平崛起的资源；而战后的巴黎和会体系与二战的爆发进一步证实了这点。尽管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美国的主导下得以继续维持，并战胜了本质上也从属于西方文明的苏维埃世界体系，但是主流西方文明已经丧失了通过理解自身历史和异质文明来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能力，而只是满足于在自身框架内不断对世界历史事件作出阐释。

我们说，西方文明将长期处于衰落之中，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西方文明衰落之势已不可避免，其二是西方文明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不仅不可能迅速被取代，相反，它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形塑世界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西方国家在政治地位上那种对非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一去不复返，但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思想和制度仍将持久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这些国家弘扬自身传统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诉求必然会大大增强，这也就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政府既肩负着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的重任，又面临着主动去理解和把握异质文明精神内核的挑战。尤其是当市场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囊括进来之时，一个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它国接受并认可，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其它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一文明国际化的程度，决定了这一文明是否拥有世界性视野的高度，也决定了这一文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对中国来说，拥有世界性视野，首先要求认识世界、了解世界，要求中国人对除了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有更多了解之外，还要理解世界各主要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拉美文明的历史与传统，理解其生活方式，理解其发展脉络。这一点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都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国家的主要教育和研究机构中对世界各国历史与当前形势的研究传承久、用力深、成果丰富。我们一方面要主动学习这种主动去了解世界各大优秀文明的态度，吸收其先进成果，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去思考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大趋势中的定位。

三、顺应国际政治中的“地区局势”

所谓“顺势”，有世界大势，有局域小势。逆世界大势而行，则将被世界抛弃，被历史抛弃；逆局域小势而行，则将损失朋友，制造敌人。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发展道路和面临的问题，相应的，在没有外力干扰的前提下这些国家也会发展出一套特有的应对方式。我们在充分理解其应对方式的基础上，依照我国的国家利益行事，尽可能寻求共赢局面，就是顺应局域小势；我们在不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单方面依照教条、意识形态或者国家利益形势，造成零和博弈的局面，就是违背局域小势。顺势而行，事半功倍；逆势而行，事倍功半甚至有事无功。

美国：衰落不可避免，地位无人挑战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稳居世界第一，无可动摇。其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能力、最先进的科研教育能力、最有力的货币金融机构和最发达的媒体工具，更是足以令任何挑战者都望而却步。就目前可以预见的历史来说，美国不会败于外部挑战，只会败给自己。

从西方国家的一般发展路径来说，美国已经完成主权国家建设阶段和民主制度普及阶段，正在向着帝国化的方向前进。其帝国化的特征包括：金融寡头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内社会分歧和阶级斗争加剧，政治制度正在从柔性包容走向刚性不包容。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罗马从共和国演变为帝国的逻辑，过去在英国和德国身上重现，现在很可能在美国身上重现，这也就是所谓西方国家的“罗马梦、罗马病、罗马命”。

美国的衰落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除了利用美元的优势地位剥削新兴经济体，以及利用垄断先进技术取得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地位以外，美国自身难以制造出刺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美国有陷入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危险。除非美国于短时期内在新能源、人造器官或者太空科技民用化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否则其经济增长仍然缺乏活力，并将持续酝酿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时，美国地理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不会因军事入侵、重大自然灾害或资源短缺等传统危机而严重威胁政权存在。美国在科研、教育、媒体等软实力领域依然拥有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这一巨大优势仍会吸引全世界的精英人才向美国流动。美国强大的国力仍能够支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取代。

美国主导地位不会被挑战，也意味着美国不得不继续承担其在许多地区的政治责任，例如欧洲、中东、北非和阿富汗等等。在“韬光养晦”阶段，中国部分享受了美国主导下的安全格局，而这是可以继续利用的。对此要一分为二对待：在东南亚、非洲中部和南部等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地区，中国可考虑增加更多政治、军事投资，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而在那些以目前中国实力尚在鞭长所及之外的地区，中国要在顺应世界大势与当地民心的前提下压榨美国提供的秩序红利。

欧洲：传统蕴育新生，主导有心无力

二战之后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和北约军事同盟，使得欧洲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严重依赖于美国。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其经济实力有所恢复，但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却一落千丈。乍看起来，今日的欧洲如同被剥夺了领地的封建贵族，虽然拥有浓厚的人文历史传统，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社会较为和谐，但是却已不具备主导世界未来走向的能力。

但这并不是说欧洲没落已成定局，全无复兴希望。欧洲人仍然希望在几大领域制造且引领政治议题。这些领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气候政治和人权议题，老欧洲一直自诩在这些方面引领世界，这是他们的骄傲所在。但是哥本哈根会议证明欧洲将气候政治作为新的国际政治议题并继续引领话语权的努力并不成功。

欧洲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三点：

一是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却未能成功提供替代方案。民族国家是在一定地域内为某一民族实现其普世权利的政治机构，这一目的的实现是需要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作保证的。但欧盟目前的制度却使得欧洲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流动、工作及居住等部分权利缺乏强有力的实施保证。这一点，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严重损害了欧盟的公信力。

二是欧洲国家面临新移民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二战之后，北非难民涌入法国，土耳其移民涌入德国，构成欧洲战后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后代加上因中东战争等事件涌入欧洲的新移民，在欧洲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新难民和新移民多为穆斯林，信奉极端宗教势力，威胁欧洲主要国家治安；但更为令人头疼的是第二代穆斯林移民，他们不愿融入当地文化、不愿学习当地语言，而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他们的人口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很可能在二三十年内成为数目庞大的团体。欧洲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制度助长了穆斯林文化的传播，已经开始威胁到欧洲国家的民族认同。

三是欧洲经济疲软，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二战以来，欧洲盛行民主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为广大人民提供保障。其好处是营造了极为和谐、有活力的社会氛围，而其代价是政府负债极高。此次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并无太大关系，而是这种政策长期以来造成的后果。

目前看来，欧元区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在德、法等国领导下，放下包袱，尚能前进。比较难以处理的反而是移民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欧洲和中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双方对对方底线估计还是清楚的；在应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中欧存在共同利益，即推动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化和常态化；在人权和话语权问题上，中国应加大海外中文媒体宣传力度，尤其要做好海外华人华侨工作，借助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让欧洲民众有更多机会和渠道了解真实的中国，扭转他们脑中的偏见。

阿拉伯：反对极端势力，力促世俗改革

伊斯兰世界的版图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印度和印尼，南迄索马里，北抵中亚五国，自西向东，分别是古代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领土。奥斯曼帝国于一战后瓦解，分裂为土耳其、埃及、伊拉克三部分，加上二十世纪成立的沙特阿拉伯，成为阿拉伯世界西部的主要力量；波斯帝国即今天的伊朗，依赖其霍梅尼主义的政教合一原则屹立不倒于阿拉伯世界中部；英国入侵后遗留下的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以及自苏联分裂出的中亚五国，构成阿拉伯世界东部错综复杂的力量。

去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直接导火线是军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感到受侮辱、受压迫，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希望；短期导火线是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带的依附型国家引发的政治动乱；中期导火线是威权政府和强人政治对社会的掌控能力弱化；而其根源性导火线，则是五百多年以来该地区几大帝国的普世扩张情结，与其民族国家形式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教是一种追求普世性的宗教，但其实现形式却是宗教团体、民族国家和区域性帝国，这就意味着伊斯兰国家内部起冲突的可能性要比它们一致对外的可能性大得多。

二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仍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点所在，原因有四点：

一、 能够完全替代石油的能源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中东仍将成为大国的角逐场，且俄罗斯和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二、 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尚未完成，宗教因素还未能顺利纳入现代国家体制内，在此之前，政治动荡在所难免。

三、 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如何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共存，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四、 阿拉伯国家自身尚存在严重的宗教、种族和政治团体冲突。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该地区各国的发展状况。

埃及、伊拉克和沙特过去是阿盟的主导成员国，伊战过后，什叶派执掌伊拉克政权，几乎不再可能回到阿盟。埃及革命之后，由于穆巴拉克几十年来的高压统治，国内缺乏成熟的政治团体和领袖来收拾乱局重建版图，未来很可能在穆斯林兄弟会、军队和中产阶级政党之间达成脆弱平衡的基础上组建不稳定的政府。有实力且有意愿领导阿盟的只有沙特阿拉伯，而沙特欲实现这一目标，则又必须撇清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应当把握并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的时机。

另外一个大国土耳其主动抛弃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并成功实现现代化，在这次阿拉伯事件中，土耳其很可能欲借机推行“凯末尔”式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团结号召阿拉伯世界中产阶级。但是，土耳其模式未必能满足阿拉伯世界下层民众的诉求，将来很可能会演化成为阿拉伯世界中产阶级与民众的阶级斗争。

在阿拉伯文明能够弥合这道社会裂痕之前，最适合执政集团的选择路线就是建立一种柔性的威权政府体制，既能满足中产阶级对经济自由化和政治稳定的双重诉求，又能压制下层民众的极端伊斯兰化倾向。欧美在一定程度上当乐见此体制的促成，对此中国应予以配合和支持。

与西部伊斯兰国家不同，霍梅尼为伊朗选择的是类似于当年康有为设计的“儒教君主立宪制”道路，即建立由伊斯兰教与世俗政权通过宗教知识分子阶级引导下的民主选举联合起来的政教合一国家。单从政治角度讲，这一体制的稳定性是相当之高的。问题在于，未经“新教改革”的伊斯兰教对经济事务的蔑视态度使得它难与现代社会相容，且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又使得它长期遭受封锁。

美国对霍梅尼主义合理性的认识不足是其一大战略失误，中国对此应保持清醒头脑。中国在处理伊朗问题上应坚持三个原则：1）坚决支持伊朗无核化，2）鼓励伊朗进行经济改革，促成其政权的进一步世俗化，3）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斡旋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中亚历史上一直是连接东西的重要桥梁，为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关系到我国西北安定的重要地域。自俄罗斯崛起之后，尤其是到19世纪，该地区成为英、俄等大国势力的角逐场。中亚地区宗教、文化多元，地理位置复杂，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建立起可靠屏障，而非运用军事手段强行介入。中国在此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对外关系配合处理好国内民族矛盾，底线原则是不允许中亚五国结成以伊斯兰化的泛突厥主义为旗帜的政治共同体。只要我们后院不起火，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西北边界贸易区的辐射性力量，就可以保持类似英国对欧陆的均势优越地位，更可以此牵制俄罗斯。

对其它大国来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以色列的存在，这决定了美国在此地民众眼中注定是不受欢迎的，长远看来必将为此地政治势力所抛弃。俄罗斯在此地的战略目的包括获取资源、重新树立势力范围和防止突厥/伊斯兰势力与国内分裂势力相勾结，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利益相近，目前暂时可以采取捆绑策略。欧洲从自身安全和意识形态出发会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在此问题上可团结之。

总的说来，21世纪初的阿拉伯世界以政治问题的爆发为起点，其实质却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意识到政权世俗化、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不可抵挡，中国应当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发挥主观努力推动这一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极力避免三点：1）成为伊斯兰势力的敌人，2）在这一地区直接损害欧美的核心利益，3）阿拉伯世界旧帝国主义死灰复燃，与我国新疆境内分裂势力达成同盟。

东亚：层级转移发展，应对战略东移

广义上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蒙古、东亚四国以及东南亚部分，这里大国势力多、国族关系复杂、意识形态冲突激烈、经济发展不平衡，之所以没有像阿拉伯地区那样爆发如此多的危机，不能不说与儒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有很大关系，但归根结底在于，东亚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接力赛式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到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形成了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层级进行产业转移的格局。如中国未来不出现大的动荡，则这一进程仍将顺利持续下去。

作为东亚唯一发达国家，日本回避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其丧失了如德国一样重新融入亚洲，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之政治地位的最好机会。日本本身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缺乏广阔经济腹地，加上未能成功融入亚洲，导致90年代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衰退。长期来看，日本欲恢复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必须以“再亚洲化”为依托，视自身之经济发展与亚洲发展中国家之经济发展为“内在一致”。中日关系，亦当在此大框架的前提下进行：日本若表现出此种态度，则中国乐见其成；否则，则需主动担当起代替日本的历史角色。

不过，中国本身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与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大于互补，这一点与非洲大不相同。而且，中国企业往往从国内招聘工作人员，不像欧美或日韩企业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资本，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中国企业要想更成功地走出去，首先要思考自己的市场定位与所在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中国要想让经济增长更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首先要思考自身发展能够给世界其它国家带来什么。

以东南亚为例，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有被殖民的历史，经济上除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也都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与中国的产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竞争关系。此外，部分中国企业在国内“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经济辐射有益处，也有害处，有意的经济辐射能够培养亲近于我们的中产阶级，有害的经济辐射能够激起反对我们的民族主义。未来中国对东南亚有益的经济辐射，更多是落脚在金融资本上而非制造业上，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尝试建立珠三角-昆明-东南亚人民币金融圈，实现国际国内联动发展。

南海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和防止东南亚国家结成统一政治共同体，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三大核心利益，三者应配合解决。南海主权不容置疑，且与我有纠纷者不过数国，在对外关系中要注意配合运用奖惩措施，必要时可动用军事手段，使人知道动我南海弊大于利，搁置争议利大于弊，此事不容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冲国内通胀和汇率问题，是长远之计，应当参考日元等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坚定推行；东南亚国家短期内结成共同联盟不太可能，但一定要防止成为它们的共同敌人。

东亚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国存在，那就是美国。尽管自09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准备战略重心东移，但实际上可以看出，美国可打的“硬牌”并不多，经济上对东亚影响力有限，军事上主要还是通过出售武器、背后扶持与中国有利益纠纷的东南亚国家为主；美国可打的主要还是“软牌”方面，包括渲染“中国威胁论”，提倡普世价值，通过扶植培养亲美力量来引发社会动荡与变革。经济增长摆在这里，“硬牌”对中国不构成太大威胁；中国须主要应对的是“软牌”，而这首先需要中国苦练“软实力”内功。

金砖国家：团结愈加紧密，战略求同存异

“金砖四国”的概念经提出已有十年，近期又增加南非为成员国。五国同为所在地区大国，人口众多，面临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共同任务，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也处在类似地位，即经济增长快，但不掌握定价权，处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夹缝中间，有意愿也有能力变革当前国际体系。

“金砖国家”面临的共同困境在于尚未能顺利地将其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为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因此金砖国家在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道路上目标应当说是一致的。纵观世界历史，后发国家欲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唯一可资借鉴的只有二战到今天的德国，其反面教材则为日本。德国的成功经验就在于顺利完成“再欧洲化”，德国重新融入欧洲的过程就是迫使欧洲重新正视德国的过程。因此，金砖国家欲将经济增长转化为政治红利，首要任务是使自己“区域化”，担当起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引领者的角色。而要扮演好这种角色，五国需要完成如下任务：

1、 五国发展阶段类似，政治经济地位类似，面临的问题也类似。应当借金砖国家共同组织相互交流经验教训，共同发出声音，以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取代民主自由的普世话语。五国都需认识到自身的命运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富强的世界大势结合起来，五国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将国际政治议题“发展中国家化”。

2、 五国要共同努力打造“金砖国家峰会”，将其定位为新兴经济体的对话平台，吸引团结与我有类似地区和类似诉求的国家参与，逐步扩大该峰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3、 中国要努力争取在该峰会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就要处理好和俄罗斯、印度的关系。俄罗斯近代崛起快，大国扩张经验有余，柔性回旋经验不足；印度长期作为英帝国殖民地，身份认同尴尬，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任重道远。中俄目前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可展开更密切合作关系；中印目前应求同存异，有分歧尽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中国：改革迫在眉睫，开放再激活力

中国当前的国际处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巨大的经济红利未能转化为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未能实现这种转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在国际社会中缺乏推动这种转化的软实力；中国当前在国际社会中缺乏软实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缺乏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模式”本身还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尚未能把握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解释权；第三、中国经验有很多具体的特殊性因素，其它发展中国家如不进行一个“去粗取精”的深入研究过程，很难学习到其中精髓。

这三个原因中，第一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软实力第一要靠内功，也就是孔子讲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让世界认可中国模式，学习中国模式，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是惟一的出路。

当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对改革形成共同期望，不管有没有方案，有怎样的方案，大部分人都希望启动新一轮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凝聚当前最大多数人的共识，才能为中国的将来提供稳定预期。

应将改革底线设为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国家统一地位不变。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国家执政党集团，最有能力吸纳社会精英，最有能力汲取财富资源，最有能力承担政治责任。共产党若在此时失去执政地位或者选择错误方向，不独为党之不幸，亦为国家民族之不幸。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最需要执政者有能力分辨清楚，理性对待。底线一旦退让，则中华民族百年来努力毁于一旦。

应将改革的目标设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二百年来，民主制度成为全世界人民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制度；中国目前经济不断增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逐渐削弱，人民群众对参与政治的诉求必会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必须警惕伴随民主化带来的种种负面问题，如寡头控国、贫富分化、国家分裂、经济停滞等。

任何一个执政党想要长期稳固执政，就得解决好科学性和合法性两个问题。民主并不一定就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但是没有民主必然解决不好这两个问题。科学执政，就是把握方向、判明局势，作出正确决断；合法执政，就是执政目标、执政效果，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就要探索建立“党内民主引领科学执政，人民民主解决合法执政”的制度，也就是探索建立“党内察举”和“党外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实现“察举选上去，民主选下来”的精英-参与式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应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设立一个社会改革的过渡阶段。改革开放是综合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历史进程。前三十年，执政党采取的战略主要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经济化，也就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靠发展来解决。三十年来这一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这一路径的成本在加大，效益在降低。当前，仅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诉求；但是，过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又容易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扩大社会裂痕。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二三十年里的主要努力方向应放在社会改革上，应努力使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化，通过社会建设的手段，凝聚社会共识，化解人民怨气，化解执政危机，巩固执政基础。

社会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重建的过程，就是教育、团结、吸纳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和新无产阶级，让他们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共同促进社会建设献计献力的过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就会缺乏互相信任的关系。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缺乏互信，政治改革必将搁浅，重演晚清民国的历史悲剧。

社会建设要遵循如下原则：

1、 思想解放是先导。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一切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只靠经济手段，治标不治本。思想解放，主要针对执政党，部分针对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就是决策过程从封闭到开放，维稳手段从刚性到柔性，对待人民从压制到说服；对人民群众，就是以文化教育缓和社会矛盾，以民族主义凝聚爱国共识，以公民教育培养社会责任感。最终要团结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来。

2、 社会问题社会化是原则。由于改革迟迟难以深化，当前舆论界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即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社会问题，最终都会被总结到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攻击上。这里面有媒体和右派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本质上是因为用经济上的收买和行政的强压去掩盖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必然会引起反弹。

社会问题社会化，就是在不触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放开社会领域关于地方政府治理、地方经济发展以及与民生问题相关的讨论；就是党和党领导下的组织重新参与到社会建设之中；就是用社会民主、社会协商和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官民矛盾、党群矛盾和阶层矛盾。在这个放开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口诛笔伐，口诛笔伐总比颠覆和革命要好。

3、 重建党民互信是目的。社会重建归根结底是为执政党进行政治改革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积累民意基础，孔子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能因为社会重建可能取得的成绩就自欺欺人地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社会重建可能面临的问题就退缩保守。社会改革的几十年，是执政党争取民意认同最宝贵的几十年，一旦错过，后果不堪设想。

若社会改革取得成功，进可以使中国模式获得世界认同，退亦足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一旦放缓，则不至于因爆发的社会问题出现大的动荡。若社会改革不幸失败，小则执政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大则中华民族崛起重演德日悲剧。中国未来数年内或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爆发与大规模失业等重大执政挑战，早一步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最后，二十一世纪既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新世纪，也是人类文明遭遇重大挑战的新世纪。我们既面临种族、宗教、国家间争端这样的老问题，也面临恐怖主义、气候问题和全球化这样的新问题。但是，具体环境会变，历史规律不会变，时代背景会变，人的本性和尊严不会变。可变者谓之“局”，注定者谓之“势”，“顺势而为”，就是在认识理解世界各国追求独立自主、民主富强之意愿与能力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它是世界人民普遍利益与中国人民特殊利益的统一，是辩证法和实践论的统一，是传统中国政治智慧和当下国际政治格局的结合，也是中华民族应当为世界人民呼唤和平、秩序和自由所能作出的思想贡献。

（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执笔人 张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