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政治长期稳定的大背景下，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也正在逐渐恢复。同时，中国经济边疆向全球的扩展，迫使中国开始对各国受众进行“攻心”，发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营造有亲和力的中国形象。但迄今为止，中国文化输出所取得的成效与巨大的投入实质是不成比例的。可以说，各个渠道、各条战线上都做了一些对外文化输出工作，但由于缺乏一个通盘的整体战略，文化输出的投入和成果不成比例。

本报告以孔子学院为例，探讨了文化输出的几个结构性要素：第一，输出什么？第二，受众是谁？第三，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来进行输出？进而，总结提炼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有效路径与战略。在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上，要避免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对中国文化的断裂、片面思维，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大量优秀基因，准确界定输出对象，区分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盘活既有的文化输出资源，整合文化输出核心力量和辅助力量，整体布局，协同并进，尤其需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让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起来。

而文化输出的源头活水，只能也只可能是那些更认同、更接受中华文化、中华体制、中国文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的人。找对人、办对事，把宝贵的财力花在刀刃上，整体布局，协同并进，支持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真正自觉、自信的人与机构“走出去”与把真正有可能对华友好的人与机构“引进来”并重，中华文化才能更加自信、更加有效地走出国门。

问题的由来

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政治长期稳定的大背景下，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也正在逐渐恢复。同时，中国经济边疆向全球的扩展，迫使中国开始对各国受众进行“攻心”，发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营造有亲和力的中国形象。可以说，各个渠道、各条战线上都做了一些对外文化输出工作，但由于缺乏一个通盘的整体战略，中国文化输出所取得的成效与巨大的投入实质仍不成比例的。试列举若干弊病如下：

其一，执行力缺位。比如说，国内一些顶级高校开设了针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的硕博士项目，从规划者角度来说无疑具有文化输出意图。但在操作中往往设计不佳，用人不当，中国体制在课上往往成为抨击对象，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被弃之不顾；对毕业留学生也没有建立后续的人际关系网络，浪费了这一宝贵的人脉资源。

其二，资源闲置。举例来说，中国在海外的侨办系统在统战海外华侨以及吸引海外投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中国大陆移民数量上升，以及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这两项职能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侨办积累的人脉资源很大程度上被闲置了；海外侨报的管理体制没有及时更新，在国内采访时与其他外媒一样归外交部管，没有抢新闻的特权，发文章的尺度很多时候比国内媒体还严，大量使用新华社通稿，无法第一时间报道国外关心的一些问题。2008年藏独事件中侨报的作为不大，就与这一管理体制约束有关。

其三，功能整合缺位，即虽然许多部门或机构同时在进行着文化输出工作，但相互之间缺乏配合。比如说，孔子学院语言学习项目与国内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招生之间缺乏整合。而如果双方整合起来，则既可以增强孔子学院在所在国的吸引力，也可以让国内大学已具有一定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

中国文化输出的现状为什么呈现这么多结构性缺陷？效果为什么不理想？以及，怎么办？本报告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回答。上述结构性困境，很大程度上都能在孔子学院这个个案中得到体现。因此，下文将通过孔子学院的个案研究，对中国文化输出的现状、问题作出更微观细致的观察，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中国优秀文化对外输出的有效路径和战略。

中国文化输出的短板：以孔子学院为例

2004年11月21日，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2005年更名为首尔）挂牌成立至今，中国已在105个国家（占世界人口86%）建立了350多所孔子学院，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35个国家和地区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还有70多个国家的400 多个机构强烈要求成立孔子学院，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也已经超过1亿，孔子学院的覆盖面已十分宽广（参见下图）。

（资料来源：国家汉办孔子学院2010年年报）

作为中国对外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的非营利、合作办学模式，更接近法国在中国设立的法语联盟，每个在中国的法语联盟都与当地一所大学合作办学。孔子学院的合作者主要是国内外高校、中学等教育机构，也有一小部分是中国高校与国外社团或企业合作，或者国外政府与我国地方政府合作，正是这种合作办学模式让孔子学院平均不到四天就新增一所，在短短八年里遍布全球，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汉语热”，甚至成为外国大学国际化的指标之一（如加拿大萨斯科彻温大学），一些国家把推广汉语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如爱尔兰），发展规模大大超越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文化机构。

孔子学院无疑在范围拓展上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这种覆盖面的扩大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也非常成功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说。目前，国内外都存在对孔子学院发展模式的批评。国内的意见主要认为孔子学院耗费巨资，却在中国形象塑造上收效甚微；国外的否定之声多批评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休斯），甚至将其比作中国共产党遣往西方的“特洛伊木马”（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澳大利亚驻中国前外交官卓斯林），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重里俊行甚至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2012年5月末，美国国务院对在“孔子学院”任教的部分老师发出“逐客令”，再次将孔子学院的发展模式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美国国务院最终再次“认可孔子学院合法，不需认证”，为这场风波划上了句号，但对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效果的质疑却没有止息。具体来说，批评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内容失衡：重语言、轻文化

作为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也即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并举，原本是孔子学院的功能定位，但孔子学院的运作实际上重语言轻文化。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培训、汉语教学资源供给、汉语考试（HSK）、汉语教师资格认证等主要项目明显向语言教育倾斜，缺乏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输出。有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教授的东西与孔子没有关系，认为孔子学院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简化成了娱乐式的古怪商品，太过抽繁就简，导致没人可以通过孔子学院精通中文，更别提中华文化了。因此，可以说孔子学院“名实不符”，借用“孔子”之名，却未尽“孔子”之实。

也有学者认为语言和文化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新语言必然会接触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母国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不能让孔子学院承担太多输出、传递中华文化的重任。这种看法貌似有理，但仔细琢磨又并非如此。孔子学院绝非首家对外汉语培训机构。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都不缺少汉语培训机构，中国驻海外的文化机构也承担培训汉语工作。如果孔子学院只是侧重于教授中文也就没什么高明之处了，它应该真正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理念。

孔子学院英语语种的汉语教学与教材开发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也仍以语言为主，文化为辅。语言教材十分丰富，文化方面的教材则十分薄弱，多为常识性读物，比如《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地理常识》。讲解孔儒思想等代表中国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内容的课程很少，甚至没有《论语》这门课和中外语对照的教材。对外文化输出机构，尤其是国家汉办需要与更多国内高等院校合作，充分整合国内高校既有的师资资源，培育文化对外输出人才，并编写相关教材。

语言教育是基础，但我们需要尽快完成向文化传播的转变。当然，孔子学院目前只有“八岁”，成熟需要时间。世界上几十甚至上百岁的知名文化传播机构也都是从教学语言开始一步步走过来的。歌德学院、法语联盟等创立之初也主要是语言学校，后来才逐渐转变成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

对外传播必须遵循最基本的认知规律：由简入繁，从易到难，也即从物质文化到行为文化再到精神文化。根据吴瑛等人对孔子学院的调查研究，目前孔子学院的学生最容易接受的首推中国菜、中国文物古迹，其次是太极拳、中国功夫等，再次是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越大，这种趋势越明显。孔子学院先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入手对外输出值得肯定，教学生烹饪、包饺子、剪纸、打太极拳等当然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现在已经到了积极推广精神文化的时候了。

二、影响面窄：身处边缘，难入主流

迄今为止，孔子学院的影响面比较窄，渠道较单一，只在少数几个国家进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在大多数国家还停留在兴趣班的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孔子学院提供的是非学历教育，课程设置也不很完整，授课几乎全凭教师自行安排，导致许多课程无法得到校方学术委员会认可，也就没有学分，这意味着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无法攻读整个学位，基本全凭个人兴趣，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大大受挫。

一方面，如果定位在语言教育，那么要想进入驻在国国民教育体系的确很有难度，因为任何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当然是以本民族语言为绝对主导，如果不转向真正的文化输出，孔子学院将只能停留在识字班、进修班、培训班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不能从驻在国教育体系的边缘逐步进入主流，不能进入驻在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各方合作者实质上都会不大重视，孔子学院也就难以得到当地的正式规划，难以持续发展，文化输出平台的功能也就大打折扣。

要解决孔子学院目前的“边缘”状态，就需要各地孔子学院争取将汉语课程设置为学分课，并积极规划学历教育、扶持研究型学院。其实，一些国家的孔子学院已经在进行学分制甚至学历制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可以考虑在所有孔子学院推广。

日本樱美林大学中文等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孔子学院的学分可转为大学学分，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通过孔子学院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中国留学。2009年开始，利比里亚大学将中文作为公共外语，并在孔子学院设置汉语学分班，供全校各专业学生选修。该校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规划比较完整，学生先学完四个学期共两年的基础汉语课程，达到中等水平后，在第三年可以选修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以及《中国历史》等高级汉语课程。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学生大学毕业后汉语可达到中高级水平。2006年暑假，美国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与其合作院校——华东师范大学联办了第一期中国语言与文学硕士课程培训班，来自纽约州的16 名非汉语教师参加了这期培训，这是全球首个孔子学院研究生班。随着孔子学院步入正轨，举办多层次学历教育已有必要提上日程。

此外，孔子学院还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支持各种学术活动，促进研究型孔子学院的发展。20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依托合作院校北京大学联合组建“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教学科研联合中心”，这是首个研究型孔子学院，其重心在于中国思想文化传播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国每年以北大为中心向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派遣10名左右专家，举办中国问题讲座，纳入正规课程，承认学分。与此同时，早稻田大学每年从主攻中国问题的研究生中选拔10人派往中国，接受北大著名学者的指导，并在中国从事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以加深这些未来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理解。越来越多颇具威望的大学与汉办签署了类似合作协议，相信这种研究型孔子学院将获得较快发展，就长期效果而言，研究型孔子学院优先于其他初级语言教学型孔子学院。

三、中介匮乏：师资不足，推广受限

孔子学院一直存在输出中介匮乏问题。派往各地孔子学院的老师通常主修语言，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大多数无法胜任教授四书五经之类的工作，外派志愿者也基本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训。实际上，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选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阅读经验、思考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师生，来担任孔子学院的教师或志愿者；孔子学院的师资培训任务，应该交给各大学的国学院教师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孔子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政治等课程或演讲，可以邀请国外汉学家和国内的文史哲专家共Yal*)B同承担。如果没有条件当面授课，可以拍摄成精品课程在8X&vGYF(g&qj&F^w+vWj8zJ dLHmO%!fO&0!!8d 孔子学院的网络课堂或电视课堂播出。

虽然国家汉办本身没有也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独立的师资队伍，从国内各大学抽调教师、外派志愿者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不少教师，特别是大量志愿者只是出自文科背景，并没有中文授课经验，他们在出国前接受的短期培训，也很难令其授课能力获得实质性地提高。同时，孔子学院驻在国合作方的本土教师虽然可能是中文语言专业毕业，但中文水平其实比较有限，说、写不够流利，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了。同时，派遣志愿者只是短期项目，每位志愿者通常任教一年，导致志愿者缺乏足够的使命感，也不利于孔子学院的持续性教学，还增加了孔子学院的运营成本。

培训驻在国本土汉语教师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孔子学院的师资紧张，而且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汉语言及文化教育。根据学科教学知识理论，本土教师能达成更好的教学效果。本土教师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教授汉语时能够与本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让汉语更为妥帖地植入本土语言学习土壤之中，这可以避免外籍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文化盲点，从而更好地表现语言的相通性。因此，本土教师知识结构和素质模式的提升，可以说是孔子学院汉语教学软实力建设的关键。

此外，任用本土教师还可以淡化孔子学院的间谍学校形象。各国为了本国的文化安全，对外国教师向本国国民传输文化都会有本能的担心和制约，2012年5月美国政府针对孔子学院的逐客令就是典型例证。培养“本土化”的汉语教师，可以较好的打消驻在国顾虑，顺利推广汉语。迄今为止，孔子学院总部通过专设奖学金，支持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为80多个国家培训教师10万人次，这些经过中国文化培训的“文化大使”，大都热心中国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工作，帮助中外文化牵线搭桥，是孔子学院创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相对于孔子学院的发展来说，这些教师还极为有限。我们除了加大培训力度以外，还需广开思路，比如鼓励在华留学生参与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学等。

四、普遍困境：形式“落地”易，实质“入户”难

孔子学院形式上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目前还有不少国家向汉办申请合作设立孔子学院。但覆盖面的急速扩大并未带来质的同步提升，成效参差不齐。饼摊得很大，但明显厚薄不均。有些孔子学院成绩突出，影响深广；有些好比花瓶，形同虚设，有些孔子学院只有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些疲于奔命，这些运转失灵的分支让人产生了孔子学院“有量无质”的负面评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负面信息传播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实效。

“落地”容易，“入户”难不仅仅是孔子学院的瓶颈，也是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普遍困境。新华社海外分社早已遍布全球，可以同时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发稿；中央电视台的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的信号也已遍布五大洲。但遗憾的是，“数字”落地率只是提供了入户的端口，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大部分受众还是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其他国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当地媒体，才更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落地入户”。孔子学院亦是如此。许多运转较好的孔子学院都很注重“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社区，与当地民众积极互动，获得当地政府与各界人士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

以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为例，他们很好的利用了当地资源进行自我传播。由于缺少电视、电脑，利比里亚普通民众以收听广播为主要娱乐形式。利比里亚大学LUX 广播电台发射的电波可覆盖整个首都蒙罗维亚地区，并可波及各地区乡镇。孔子学院与之合作开设了名为“人民汉语”的广播讲座，每周播送两次汉语日常口语外、孔子学院和中国国情介绍等，使之既能学习中文又能了解中国相关信息，增加了教学趣味，提高了教学效果。

借助当地的物质资源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依仗当地的人力资源。许多研究指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两级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总是先通过媒介传递给“意见领袖”，即包括政府官员、汉学家、本土汉语教师在内的高文化知识消费者、传播者和指引者，再由这些“意见领袖”传递到普通大众。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将目标锁定在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很好的助推力。孔子学院虽然不是在传教，但可以借鉴利玛窦的策略，通过支持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团结和调动驻在国“意见领袖”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从事与中国文化交流有关的活动，既懂汉语又了解中国风土民情的人士，在外国人中培养一批信仰或者理解儒家思想的“汉学士子”。 他们的影响力将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比如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施舟人等汉学家正在将《五经》翻译成九个语种，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康大维教授正在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等。在此过程中，孔子学院完全可以将使领馆、侨办闲置的人脉资源调动起来。

文化输出的有效路径与战略

孔子学院个案能给我们思考有效的文化输出之道，提供了不少重要启示。下文则尝试将操作层面的启示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在输出什么上，应尽快从语言教学为主转向文化教学为主，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到精神文化、价值理念。

一、输出什么：提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有效的文化输出依赖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笃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才有底气、有热情将之传播给全世界。但目前中国社会尚未树立起基本的文化自信。中国的对外文化输出内容以物质文化为主，在其他方面则存在严重的“文化逆差”。

首先，中国的科研体系实质上越来越西化。自然科学同质性高，标准客观硬实，参照西方标准问题不大。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西化却有很大的问题。方法论向西方学习固然必要，但如果问题意识、视野、眼界也都西化了，所产生的成果不过是为西方学术作脚注而已。比如中国研究在不少分支学科中西化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分部，很多研究只关注细枝末节，没有真正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比较研究视野。

其次，在当下的国民教育体系中，中华文化的地位明显不高。举国上下英语热，学习英语的时间甚至已提前到了幼儿园。真正鼓励孩子多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家长并不多，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传统文化热的星星之火。自己都不待见的东西，硬要送出去，自己也不可能积极。极端一点说，对外输出中华文化，内部却全面西化，结果满腹中华经纶的外国人跑来中国与我们的孩子谈史论道，我们的孩子却只能哑口无言，岂不滑稽。

在“西化”当道的同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尚未就 “何谓中国优秀文化”形成坚强有力的共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旧左右翼的争论如火如荼，执政党目前尚未完成对不同意识形态派别的政治整合。不仅出访国外的中国学者往往给外界非常不同的中国形象，即便是在中国委托高校或党校举办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培训班上，也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叙事。意识形态整合的缺乏，成为全局性的对外文化输出规划的极大障碍。

在这一背景之下，当下中国文化的输出内容以物质文化为主，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掩盖不了中国在其他方面的“文化逆差”。2006 年5 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个调查表明中国位列21世纪初以来世界第二大文化国家，但代表中国的二十大形象符号则多属物质文化或与物质文化相关，比如汉语、北京故宫、长城、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中国烹饪等。物质文化是有形的，通常最容易被人记忆，而且基本剥离了政治因素，有助于减少传播中的误解和阻力。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止步不前，否则中国的“文化逆差”现状就永远无法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报告，整个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 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的调查统计表明，20 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 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 世纪的著作仅仅千册。如此大的文化逆差，如何指望海外公众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

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大步就是要敢于输出我们的精神文化。而这首先就需要界定中国的优秀精神文化。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高级精神文化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以儒家为主轴的古典中国文化；第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及其思想文化结晶，这也是一个随着“中国道路”的延伸而不断发展的传统；第三，中国现当代优秀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等国内达成文化共识之后，才向外输出这些共识，而必须走“内外联动，相互强化”的道路，边输出，边推进国内的共识建设。

首先，教育与意识形态部门必须行动起来，改造既有的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工作。国民教育系统需要加强优秀中国高级文化的内容，一方面是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需要激活僵化的政治教育课，引入基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成果，使之从枯燥的意识形态灌输转变为生动的对近代以来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展示，并能及时对当代新思潮做出回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克服对中国历史的断裂叙事，必须批判用中国革命来全面否定中国古典传统，或者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来全面否定中国古典传统、中国近代革命与建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历的思潮。

其次，在高端学术研究的管理和引导上，有必要对资源分配体制进行改革，扶持真正具有中国自主意识的研究。在这方面，对外文化输出实践恰恰可以为学术界的研究设置一些中国本位的议题。比如说，对外文化输出机构借助国内大学国学院和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优秀学者来培养能够讲授儒家文化的教师，借助研究中国近代革命与建设的优秀学者来培养能够讲授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教师，同时编写相应的教材。这种教育在大大提升对外文化输出机构的品质同时，反过来也迫使学术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实践，思考如何对中国的历史经验做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与表述。此外，利用文化“走出去”，帮助具有强烈中国关怀的学者获得国际声誉，无疑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从而为其他学者树立行为楷模，设置思想议题。

最后，中国本位研究与对外文化输出之间的联动机制要将作为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中介的媒体人带进来。在“西化派”媒体人主导市场化媒体的背景下，民众的文化自信会受到抑制。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扶植坚定宣传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的人士出来做媒体市场的增量建设，更需要对既有的存量进行改造，削弱铁杆的极端“西化派”的声音，逐渐加入更多的健康声音。

由于国外受众的多样性，我们对外输出的文化未必样样要达成国内全面共识，而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而有所侧重。中国以儒家为主轴的古典文化在政治上争议较少，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有可能引发不同政治派别的争论，中国现当代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争议最小，但不厚实。争议小而厚实的部分，可以多普及，争议大的部分，可以对有特定需要的对象普及。因此，我们建议将以儒家为主轴的古典文化注入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使之成为全球所有孔子学院的文化底色。在此基础上，针对所在国家的需要，可以再增加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和中国现当代优秀学者的优秀成果的内容。

二、向谁输出：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当今世界绝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对外文化输出需要区分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输出相应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对受众进行分类。在新的世界秩序理论产生以前，“三个世界”思想仍然是支配中国人世界观的基本理论体系，与新形势下的世界政经结构的新变化相结合，我们大致可以将受众分为三类：有文化输出能力、主动承担文化输出责任的第一梯队发达国家；被动补充、辅助第一梯队发达国家输出文化的第二梯队发达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三大类，对不同的国家输出不同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在不同的国家难度和阻力不一样。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二梯队发达国家、第一梯队发达国家的输出难度是依此递减的，因为它们对中国偏见是依此递增的。输出内容也因此需要做出进一步区分，对于已通过自己的道路获得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中国高级文化中的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当然更具吸引力；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二部分可能会比第一部分更有实践参照意义。当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需作细致的区分。比如说，大体来说，同为发达国家，法国的左翼传统比美国更强，许多人可能对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与发展给予更多同情的理解。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比许多非洲国家对中国有更大的敌意。

初步而言就是，第一，面向所有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优先输出以儒家为主轴的中华古典文化；第二，面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中国近代从积贫积弱国家走向复兴的发展经验；第三，面向所有国家，输出当代中国的优秀学术思想成果和大众文化，但输出力度因对象而异。

以上只是一个线条较粗的分类，而要充分掌握文化输出对象的动态，就需要中国大力发展有学科建制、并与战略决策紧密关联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中心既可以培养和整合研究力量，更可以在文化输出方面进行更为精微的“探路”工作。 如果中国的区域研究发展成熟，文化输出部门通过研讨会、课题招标和个别咨询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信息收集的目的，更可以将一些文化输出的任务委托给这些区域研究中心来进行。

三、靠谁输出：找对人，才能办对事

在明确输出对象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文化输出的依靠力量。文化传播就像涟漪一样，由近而远一波波向外扩散。只有了解这一扩散过程所依赖的渠道与介质，找对人，才能办对事。在我们看来，对外文化输出可以有以下细分渠道与介质，都可以加以恰当利用：

第一类是纯粹由官方派遣的驻外使领馆、新闻机构与文化机构。驻外使领馆是最基础的介质；驻外新闻机构的一般职能是输入外部信息，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CCTV在非洲落地，举办针对非洲人民的英语节目，能发掘西方主流媒体忽略的非洲新闻，从而产生了一定的文化辐射力。驻外文化机构主要是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我国最早在非洲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后又扩展到欧洲与亚洲，但目前只有9个中国文化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类似于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性质就是特定国家设立的专门文化交流机构，也可说是文化大使馆、文化驿站，中心活动涉及艺术、教育、体育、经济等领域，并提供教学培训、图书馆信息服务和影视放映等等。但囿于数量限制，目前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文化输出作用并不大，孔子学院则成为文化输出的后起之秀和主力。

第二类是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侨务与文化机构。首先是新生的孔子学院，其对外文化输出成绩是各驻外机构中最为明显的。其次是旧有的侨办系统，它在形式上部分地实现了“在地化”。侨办系统针对当地华人华侨开展统战工作，其所办的报纸也在当地注册，具有当地身份，活动比我国驻外新闻机构自由。侨办系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人脉资源，但尚未涉及到对当地社会进行更全面的文化输出。在当下有必要赋予侨办系统以一定的文化输出的使命，鼓励侨办系统通过华人华侨的中介，和孔子学院等机构紧密合作，多做对外文化输出的事情。其中很关键的一环是办好侨报与相应的网站，让它的中国消息能比当地媒体更快、更深入，从而影响到当地媒体。

第三类是具有国际联系纽带的中外高校，是高级文化交流的基础渠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主动与中国高校建立交流关系，相互交换学生、访问学者和召开国际研讨会。国家留学基金委也大力推进国内学生、学者赴海外交流。在西方还存在许多以高校学者为基础的专业学会，也往往与中国学者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通过专业交流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沟通纽带是相当稳定的，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渠道。我们尤其主张国家在各高校大力发展区域研究机构，整合区域研究力量，这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收集信息，更可以直接承担并高效完成一些文化输出任务。

第四则是民间机构。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常常对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指手画脚，指责来自中国政府的资助会影响学术自由，认为孔子学院别有用心，甚至游行抵制。而欧美主要国家在对外文化输出过程中，会刻意淡化政府角色，把非官方的基金会推向前台。因此，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不能由中央政府唱独角戏，不可忽视民间机构的作用。民间文化机构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泛，对外输出方式灵活多样，如出版、美术展览、博物馆、文艺表演、体育比赛、慈善活动等，如果能汇聚它们的力量，将有助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在更广的范围内被海外受众所接受，从而更有效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坚持在方向上引导，在政策上优惠，在资金上扶持，给予它们一定自由空间，积极为其牵线搭桥，让民间文化机构百花齐放，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一大生力军。

第五类是海外华侨华人，这是中国对外文化输出可以凭借的最直接群众基础。侨民包括主要社会关系仍在国内的留学生、访问学者、驻外机构与企业人员，也包括虽然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仍与国内保持紧密联系的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成分比较复杂，有一些并不认同中国大陆，但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比例急剧上升，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政治、舆论风气也为之一变，为对外文化输出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发挥海外优秀华人学者的作用，可以善加运用孔子学院这个输出平台，组织他们在驻在国发表演讲、举办研讨会，及时将最新的华人学术思想成果传播出去。孔子学院还可与领事馆、侨办系统积极配合，介入当地侨界的文化生活，参与当地侨界高端文化活动的组织等等。

第六类则是中国投资海外的企业。中石油、中海油、华为之类企业，在海外业务与派驻人员的规模都相当大，与所在国政商两界的联系也比较深。由于许多投资海外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它们的影响力与联系渠道，以驻在国可以接受的恰当方式，做一些文化输出的事情。当然，这部分的活动必须非常审慎地注意方式方法。

第七类是外国在华侨民，尤其是外国商人、外国留学生、外教以及来华交流与培训的外国政府官员。这些人自己本来就有沟通其母国与中国的意愿，有的甚至主动为中国做广告，比如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加拿大籍外教贝淡宁就主动为传播儒家文化、译介当代中国学者思想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这些已经在华的人来向他们的母国传播中国文化往往很有效果。

第八类是欧美汉学家、左翼学者、关心中国的战略研究学者，尤其是中国经验的同情者和认同者及相应合作机构。这些人因为业务或情感、信仰等原因，与中国之间已存在一些关联纽带。虽然研究中国并不等于认同中国，但更深的研究使他们比常人更早认识到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与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中国可以本国优秀学者为依托，与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界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比如在儒学教育上，孔子学院可以和欧美儒家学者建立更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教育上，与西方的左翼学者建立密切联系。孔子学院的刊物也完全可以办成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动态信息刊物。

第八类是可以部分借力的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新媒体。这些媒体不仅影响西方自身，也影响大量发展中国家，对塑造中国形象常常有很大作用。因此，即便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也往往需要假道发达国家媒体。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很难影响西方的主流纸媒。不过，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沟通技术，除极端反华声音以外，“堵”不是长久之计，“疏”更见长效。

在文化输出过程中，我们尤其要善于使用“外力”，借助对象国的本土力量，这样的好处有两个。一是可以减少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质疑，弱化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二是让对外文化输出更为有效。这些力量包括汉学家、汉语教师、左翼学者、关注中国文化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及媒体从业人员等，这些人作为其本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媒介精英，可以凭借“意见领袖”地位对其本国政治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对外文化输出上，面对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财力无法支撑一条“国际群众路线”，而需要更多地培养研习中国文化经典、对中国友好的本地精英，建立国际文化统一战线，这才是着眼未来的深谋远虑之策。

四、两个大局：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

走出去当然很必要，但实际上“走出去”战略总有一天需要放缓脚步，中国不能无休无止的在全球范围内设点，那样的话，现在每年十亿人民币的文化输出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文化输出的覆盖面扩张应当适可而止，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全球范围内对所有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全覆盖，必须转而提升每个点的渗透力、影响力。具体而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心区、核心区，也有很多国家不止一个中心、不止一个核心，如果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一，则就针对这个合一的中心区来做文章。如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合一，各有其一，则可根据具体情况分设文化输出机构。

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还必须与“引进来”战略相结合。在大国文化输出战略中，法国有法语联盟，英国有文化委员会，德国有歌德学院，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美国却没有一个建制化机构，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答案并不复杂，即美国更重视“引进来”，为各国优秀年轻学生和学有所成的学者提供奖学金和访学资助，让他们近距离接触美国，接受美国人的教育。就不同模式的文化输出效果而言，美国模式更为有效。中国当下处于上升期，对外国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有必要进一步地扩大“引进来”的规模，同时改变目前“引进来”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引进来”最重要的是吸引各国优秀年轻学子来中国留学、交流。目前北大、清华等名校已经有不少外国留学生，有些院系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开设了英文课程。但从文化输出的效果来说，为留学生搞英文“特区”并不是长久之道，最终还是有必要“并轨”，让留学生修与中国学生一样的课程。这就要求留学生在开始修习专业课程之前，有一定的中文水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将海外孔子学院与中国学校的留学生招生体制关联起来，优先录取海外孔子学院的优秀学员。第二个办法是在国内大学里设立语言预科班，让中文不佳的留学生先修好语言，才开始专业课的学习。在实践中可以“两条腿”走路，但第一个办法是一定要实行的，这样才能够将孔子学院的资源与国内高校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不必担心实行这样的办法会让外国学生望而却步。只要中国始终是在走上坡路，来华学生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比较特殊的一类留学和交流是有关部门为了扩展中国的政治影响而委托高校举办的针对外国政治精英的培训项目。目前清华和北大都承担了培训发展中国家干部的项目。但在实际运作中，它的统战效果尚未完全体现出来。问题出在几个环节：第一，课程本身仍缺乏很好的设计，未能体现传播中国经验的主旨，在挑教师的时候也缺乏选择性，许多不认同“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教师也被任命为教员；第二，对学生缺乏日常的人际网络建设。前来进修的学生往往是外国部委的司局级干部，未来颇有政治前途，但有关部门未能有针对性地建设一个日常联系的网络，让他们在离开中国之后，仍能心系中国，向往中国。

“引进来”还包括邀请西方高端政治、文化精英来华交流。过去“引进来”往往是让他们来华“布道”，但在未来，我们越来越需要通过他们，向西方传递我们的声音。我们倡导有关部门重视发挥国内对“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具有相当自信的学者的组织作用。既有的成功经验有：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在重庆国资委挂职期间，引进了许多美国学者来渝参观，并通过他们扩大了重庆的国际声誉；上海“春秋综合研究院”组织国内阐发“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学者与西方高端学者就中国体制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进行辩论，等等。借助这些政治、文化精英，我们有可能在国际媒体上设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讨论议程。

最后，还有必要设立一系列基金会，为“引进来”作资金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学习美国长期从事“和平演变”的一系列发挥政治功能的基金会的运作经验，以学术研究资助形式，鼓励国外学者从事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促进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结语

本报告以孔子学院为例，探讨了文化输出的几个结构性要素：第一，输出什么？第二，受众是谁？第三，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来进行输出？进而，总结提炼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有效路径与战略。

大体而言，在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上，必须避免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对中国文化的断裂、片面思维，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大量优秀基因，准确界定输出对象，区分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盘活既有的文化输出资源，整合文化输出核心力量和辅助力量，整体布局，协同并进，尤其需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让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起来。

文化输出的源头活水，只能也只可能是那些更认同、更接受中华文化、中华体制、中国文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的人。找对人、办对事，把宝贵的财力花在刀刃上，整体布局，协同并进，支持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真正自觉、自信的人与机构“走出去”，同时把真正有可能对华友好的人与机构“引进来”，中华文化才能更加自信、更加有效地走出国门。

（修远研究报告，修远基金会“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安全”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