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界深刻影响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没有世界历史意义、是否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新贡献？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其他国家具有参照性意义？四十年来，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的成绩，受益于整个世界文明。但今天随着中国四十年来国力的不断增强与成长，中国必然要影响世界，即开始一种“溢出效应”。但中国应该如何影响世界，应该以何种参照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实践与未来挑战”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9月2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化纵横》杂志社、《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承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实践与未来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总部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福建、陕西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以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与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共同为会议致开幕辞。燕爽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原创性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从坚持改革的重要性、明确改革正确的路径、改革是革命精神的体现、坚定改革的决心四个方面谈了对改革的理解。他认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也将用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信汇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大事件为轴回顾了上海社科院参与中国原创性理论建设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上海社科院下决心继承优良的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的局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次研讨会分政治与理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国际政治、文化建设等四个研讨专题。众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对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议题和中国的原创性经验、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努力为未来中国各项事业的繁复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现实经验与原创性理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现实经验，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如何澄清并把握现实与理论的关系？又应如何提炼发扬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并面向未来寻求原创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这是研讨会众位专家学者关心的一大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通过对“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概念之间关系的重新阐发，谈了自己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经验与如何面对未来挑战等问题的理解。童世骏教授认为，“问题导向”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节点之一，是我们今天提炼继承发扬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指出，今天对“问题导向”的重视，不会压倒对“主义”的重视，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明确作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已明确作为国家基本制度。我们要防止的恰恰是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忽视而造成主义的优势无法得到实际体现。童世骏教授区分了在不同领域“主义”与“问题”关系的不同。在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直接统一的。但比较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应在目标导向以及明确的前提之下，集中精力在“问题导向”方面下功夫。“主义”和“问题”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重大问题层面上，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更新对“主义”的理解；在具体问题上，加强对“问题”的重视，有助于加强对“主义”的自信。童世骏教授也谈了实现“问题导向”具体途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不仅为解决已知问题而深入实践，还应提出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同时，实事求是和科学理性的态度，要落实在主体间的规则和制度层面，为问题的发现、提出以及解答和试错，提供稳定可靠持久的制度保障。最后，童世骏教授认为，今天继承发扬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实际行动，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感，通过对本岗位具体的问题的诚实探索，为集体学习过程做出贡献。

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接续童世骏教授“问题导向”这一主题，指出，在改革的进程中，问题的不断呈现，是中国不断发展、不断拓展的表现。景跃进认为，中国经验既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基本因果关系，同时中国的主流理论也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但这种理论挑战又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内部的改革与外部的承认和接纳都是中国发展走向成功所必需的要素。景跃进最后指出，理想的理论建构是在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建构具有包容性的一般性理论，把西方普遍性部分降低为地方性的，并在二者之间重构中国自身的普遍性理论。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从如何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的角度谈了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的理解和对当下的展望。他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珍惜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方针，积极推动我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发言角度侧重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这一主题。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四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开展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但时至今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条件是：需要从学徒状态摆脱出来，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需要摆脱“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真正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吴晓明从哲学上谈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中国社会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

▍经济与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并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各项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聚焦的重点问题。

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是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强教授通过“富强”与“民本”这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在传统中国，“民本”是一个中心观念，民本重在民生，在于安天下，并以此制约帝王。“王道不言富强”，“富强”是一个法家的观念，在儒家“民本”为中心的话语主导下，“富强”观念是被边缘化的。但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因救亡图存的需要，“富强”渐成为一个中心观念。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富强”和“民本”出现了割裂，造成了社会的畸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通过以人为本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性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了“民本”与“富强”的统一，并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将传统中国的民本和近代中国的富强结合到了一起。

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历程，我们的经济成就不是一蹴而就所取得的，成绩与优势是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平研究员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谈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探索历程。四十年来，经济认知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了不同的特征，中国经济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具体来说，可分为四阶段的探索：第一阶段是通过承包制实现“全面性激活”，解决“吃饱饭问题”。第二阶段是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第三阶段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2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呈现为“造富阶段”。第四阶段则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应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同时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国际化水平上大国模型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均衡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正确理解乡村社会，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变与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论述。他认为乡村变迁的真实程度不取决于“量”的变迁，而是取决于结构变迁的方式，其核心在于农民与土地、与村庄关系黏度的变化。现实中农民离土出村，“农二代”不再归村，这些都带来了农村与土地和村庄关系的极大改变，乡村变故土，农业的发展方式已经告别过密化农业，城乡之间实现互动，“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刘守英对农村公共政策的建议是，一方面应该矫正单纯城市化导向的公共政策。二是要避免固守和固化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最终重构并形成以“城乡中国为视角、以促进乡村变迁为基本、以城乡互动与融合为目标”的新阶段的城乡关系。

▍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的，是社会转型与变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如何在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变化中提炼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研讨会关注的一大焦点。

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却为何没有像欧洲、中东那样伴随发生社会对抗与冲突？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制度稳定的关键何在？张静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经济改革，它超越了经济利益，并带来了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关系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形成了个人与组织的新关系。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就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系中生长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开始出现，从相对受限的固定分配形态，转向受限更低的市场流动形态。普通人面对的机会结构出现分化，从较为单一的发展机会向多元机会发展。劳动者地位获得的模式开始变化，从主要依靠资力和排辈，到依靠自身的贡献。这个过程释放了选择、机会、权益和资源，从而改变了权力的关系，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多数人的受益使得变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另外，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强的韧性。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共识，绩效合法性和中国特有的组织化结构均带来了避免社会冲突、稳定社会制度的作用。张静教授的着眼点在于整个国家层面的社会变革，浙江大学的毛丹教授的发言则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毛丹首先进行了概念的厘清，基层社会指基层政府管辖下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关系，与基层政府对应。中国实质意义上的基层社会在1954年左右构建起来的。在毛丹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出现很大变化，“社区”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被引入到这一领域的改革中。尽管基层社会中“社区”的内容在不断增长，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仍有疏离，社区作为邻里伙伴关系的内容仍然是薄弱的。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多主体的工作也并未演化完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黄凯锋研究员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谈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后的文化融合问题。黄凯锋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归结为两点。一是冯契所说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二是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当仁不让的文化身份。在看待今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应该思考如何对待理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思考如何把伦理关怀在不悖于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应用到哲学中去，即在中国道路中真正实现有情宇宙观和无情辩证法的统一。同时，黄凯峰指出，我们还需要思考在21世纪以后如何通过自己的文化引领健康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如何推动主流文化发展。在多元价值、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和责任的条件下，如何做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界深刻影响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在做总结发言时，就此提出了重要问题，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没有世界历史意义、是否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新贡献？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其他国家具有参照性意义？潘世伟教授认为，四十年来，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的成绩，受益于整个世界文明。但今天随着中国四十年来国力的不断增强与成长，中国必然要影响世界，即开始一种“溢出效应”。但中国应该如何影响世界，应该以何种参照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整场研讨会上，潘世伟教授提出的这一问题，也正是不少专家学者所聚焦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