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

从今天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它的持续性和纵深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金融危机是早已出现的财富集中化和贫富分化趋势的戏剧性呈现，它宣告了80、90年代以来“历史终结论”式的全球化乐观情绪的终结。

十年以来，世界并没有走出危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政经格局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长。在全球化前景复杂性日益凸显的当下，“逆全球化”这一概念也许未必能够准确描述当下的世界局势，但确实能反映时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忧虑情绪。而“逆全球化”的想象背后，指向何种现实趋势：是暂时性的调整，是持续的衰退和动荡，还是一个更好全球化形态的酝酿期？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关切。

本部分的几篇文章，正是集中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一文提出了新周期的概念，指出了中国与世界复杂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相互影响成为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化的退潮与复生》一文则从数千年世界历史的纵深来定义全球化浪潮，也由此指出，人类通过交流逐步交融的长期趋势并不会中断，人们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将以新的方式复生。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一文则以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内在困境，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全球化红利分配的高度不平衡，但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是导致反全球化诉求暴涨。

《21世纪的大国协调》《新全球化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则试图指出，我们无法沿用旧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认知框架，来形成有效的动员和平衡机制，应对当下的全球问题。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以“一带一路”等战略为基础的实践探索，不能简单重复传统资本和产业输出的旧逻辑，而是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道路。

 ▍智能浪潮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视“中国抢走美国人就业机会”为美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并希望依靠“制造业回归美国”和“贸易平衡”来解决问题，他就依然没有走出旧的知识和视野的限制，他所主张的行动依然是刻舟求剑式的盲目与自负。

2008年以后，实体产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和金融领域的资产泡沫化，作为一体两面的现象，并没有局限于欧美地区，也在包括中国的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出现。如果无法以单纯的国际经济竞争和产业转移来解释各国目前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系列问题？这些原因可能塑造出什么新的产业发展趋势，如何影响整体的国际经济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加以应对?

本部分收录的多篇文章，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梳理和分析。在路风、宋磊、孙喜的几篇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含义和真实挑战：转型升级不是简单的以新替旧，而是新旧之间的复杂融合，是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华。

在吴军的文章中，则是更为宏观的描绘了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对全球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本部分以“智能浪潮”为主题，最终也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趋势和事实，信息与制造的结合、智能化与工业化的结合，正在深刻的改造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这种趋势在带来物质商品的巨大丰富的同时，也会重塑劳资结构、政商关系以及经济上的中心与边缘格局，引发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进而使得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和经验失效。

在“智能浪潮”已经无可阻挡的当下，我们恰恰需要依靠更好地认识它的内在逻辑，来思考顺势而为的行动可能性，来思考新的经济治理形态。

▍大流动时代

与19、20世纪相比，21世纪的今天，人、财、物的全面流动无论是深度和广大都极大增强，由此而来社会和政治治理挑战也前所未有。对于中国而言，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流动时代”。

在国内，近四十年的改革开发历程，使得中国内部的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人员、信息、资源的流动性规模空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影响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人员和资源流转也日益广泛。在这样的超大规模的流动性面前，历史上旧有的政治形态、政治主体、政治行动者和政治原则需要重新界定和认识，认识其中的断裂和延续。

人类社会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一方面，人们需要认识新的要素和新的变化，思考和运用这些变化，另一方面，传统与现实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延续性，我们无法简单地抛弃传统与落伍者。

而“治理”恰恰需要在这种“变”与“不变”的交汇中找寻平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保持开放性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自主性探索，而不是仅仅期望从西方的时髦理论中找到现成的应对方法。

在本部分的几篇文章中，曹锦清、刘炳辉的文章正是从历史的广阔纵深中梳理了中国不同时代根据不同的物质条件、组织条件来应对流动问题的治理经验，为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思路：不是以西方式的政体分类学而是以治理为核心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政治组织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在大流动时代建立一种更好的治理秩序。

张静和李磊的文章则反思了中国的基层治理危机，近年来，原有的政府组织架构难以回应新的社会需求，只有充分反思传统与革命时期的治理经验，充分利用现代市场、契约、法律等新型治理资源，充分考虑既有的党群关系和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来应对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