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德敏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理解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权力与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或左右之争中寻找线索。特朗普明确地标榜反体制、反精英，他的权力基础是对传统的两党之争感到极大不满的那部分美国选民。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性”，特朗普才感到自己可以和体制对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们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包括来自媒体的监督。

从这种内部的紧张态势来看，特朗普确实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强人”领袖。这并不是说他可以像世界上其他强人领袖（如普京）那样，拥有很大的施政空间和个人权力，但他坚决地和体制、精英对抗的姿态以及他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功，其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所拥有的权力最起码具有政治强人的性质和潜力。我们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而不是沉溺在对美国政治体制内部自适应性的迷信之中，以为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政治钟摆从极左摆向极右的自我纠正，甚至是美利坚“文明”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仿佛特朗普是一剂防疫针，使美国免受移民、难民和外来文化的病毒侵袭。我们需要对特朗普现象进行“政治”的理解，而非“文明”的理解。

▍“沉默大多数”

特朗普与体制和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代表。所谓“沉默大多数”其实只是一个虚拟，在正式总统大选前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些尚未发出声音的人是不是特朗普口中的“大多数”；而在总统选举之后，也很难说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数”，毕竟他事实上并没有得到美国选民大多数的选票，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人团的多数。[1]但这一虚拟的“沉默大多数”仍然十分强有力，因为它在政治空间中创造了这样一种截然的对立：一边是体制内或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他们有着国际视野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观，支持全球化、产业升级、多元文化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另一边则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白人，不能算美国的最底层，但同时在经济上也绝不宽裕，很多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锈带”(rust belt)，他们受全球化的冲击严重，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这种截然“二分”起到的效果就是将政治选择（特别是总统选举）的性质转化和提升到另一层次--从开放的公共讨论转变为少数利益团体、政治精英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对抗。

在传统的公共讨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导向，从而需要不断的对话和辩论；在“沉默大多数”的话语中，这一切都成了精英们的阴谋，而那些“沉默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主体，他们的声音是唯一正确的，也是真正应该被听到、却因种种原因被掩盖了的。这一转变不仅消解了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而且为政治选择赋予了额外的道德色彩：一边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恶的精英，另一边则是美国传统精神和文明的承载者。应该选择哪一边，答案昭然若揭。

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这一话语的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在1969年的著名演讲中用“沉默大多数”来指那些没有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发出声音的美国人。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泥潭，尼克松急需民众的支持，让他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越战。但面对汹涌的、看似一边倒的反战民意，这如何可能？尼克松的创意就是用“沉默大多数”的说法分化美国民众，将那些公开发表反战言论的青年、大学老师、议员等描述为试图吸引眼球、捞取政治资本的自利者，甚至有“通共”的嫌疑，而那些没能发出声音的美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二战、越战的老兵或当时正在越战战场上挥洒热血的年轻人，才是美国价值和利益的真正守护者。这一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扭转了白宫在越战问题上的舆论困境，也使尼克松个人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度大增。[2] 但众所周知的是，成功之后便发生了1972年的水门事件，尼克松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定局，不得已辞职。

特朗普在更大规模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这一政治话语。[3] 如果说尼克松本人就是体制内精英--他在当选总统前做过副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特朗普则完全来自体制外，在就任总统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但他却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因为来自体制外，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使他可以说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勉强”将自己算作共和党候选人，但他对共和党的体制内精英的攻击也不遗余力。特朗普以挑战传统政党政治的方式获得巨大民意支持，这既说明其个人在政治上敏感的嗅觉，也说明美国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像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评价恺撒、屋大维等人在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中的作用那样，恐怕政治社会本身的转变比个人质素更能解释政治的发展变化。[4] 当政治精英们试图将美国带向“更好的”未来（更清洁的能源、更高端的科技、更宽容的文化）的时候，很多美国人感到被时代落下，仿佛拖着时代前进的后腿。当工厂搬到中国去时，当煤矿关闭时，当很多外来移民挤占了就业市场时，这些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更糟糕的是，传统的两党政治根本没能够回应这些人的问题，仿佛他们无足轻重，甚至不存在。而正是这些人，最后成了特朗普最坚实的选民基础。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是动员选民的强大组织力量，韦伯称之为专业化的“机器”，[5] 一位总统的上台首先要得到政党的支持。政党可以成就一个总统，也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总统的施政及其再度当选的前景，甚至毁了这个总统。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特朗普为政治上的强人，主要就在于他可以绕开这一机器，直接获得相当多选民的支持。共和党最后不得不“尊重”这一民意，确立特朗普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并一路支持他当选总统，说明政党对特朗普已经起不了太大的限制作用，反而不得不受到他的牵制。但共和党的精英们仍然希望能够“改造”特朗普，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把他拉到传统的总统轨道上。共和党已然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一般而言，特朗普作为该党的总统在推动自己的施政方案时会感到得心应手，但他上任一年多来，这似乎并不容易。特朗普的应对措施是回到支持他的民众那里去，在就任总统以后也可以组织类似竞选造势集会那样的活动。反过来，面对这种来自选民的压力，共和党的精英们则又不得不做出调整。我们可以说，时至今日，美国共和党已经特朗普化，不是特朗普接受了共和党的支持，而是特朗普改造了共和党。

依赖民众，而非精英，这其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尤其是新君主）的建议。道理很简单，依赖精英--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贵族”，就得和精英们分享权力，而精英们则天然有着统治他人的欲望。而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6] 马基雅维利笔下的“人民”(il popolo)就是指那些没有什么权势的平民，他们人数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构成精英贵族们的对立面，并对他们时常抱有怨恨。而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教导”，“明智”的君主就应该利用这种怨恨，将自己装扮为人民的保护者，压制精英的势力，从而才有更大的机会牢固地掌握权力。这实际上是在说，政治上的强人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简单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看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武力征服能建立起令人畏惧的君主统治，但这种君主往往也不得不和自己的属下或盟友分享权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民众反抗，这是欧洲古代分封制的逻辑来源，也是困扰着中国古代开国之君的重要问题。真正的政治强人都是将权力直接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从而以横扫一切的姿态统治整个国家。

从根本上说，政治强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古人的君主们除了受到来自分封领主和自己盟友的限制之外，还受到宗教的约束，最明显的莫过于欧洲古代的王权和教权二分。君主动辄得咎，远不如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施展手脚的空间大。随着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身份平等的时代到来，人民成为唯一合法的权力来源，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从“人民”那里导出的权力也不再受到限制。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现代社会中政治强人现象的根源，今天的美国也不例外。特朗普从“沉默的大多数”中获取的权力实际上是“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在当下难以避免的拓展版。换句话说，只需时机成熟，即便没有特朗普，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出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意领袖。对很多支持这个领袖的民众而言，这看上去是一个能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打破现有僵局的唯一办法。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现象--我们大致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既可能偏右，如特朗普，也可能偏左，如特朗普最坚定的对手和批评者之一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从历史上来说，偏左的概率可能还更高一些。[7] 但无论是哪一种，民粹主义真正危险都在于，它使得权力很容易变得极端化。特朗普上任一年来在施政方面受到诸多掣肘，但他始终可以动用“沉默大多数”的话语，将对手解释为“真正人民”的对立面，从而攫取显著的民意支持，这确乎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现象。

▍制度变革？

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对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来说，象征着一种新的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新出路。表面上看，这很有道理，所谓不破不立，既然体制已经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甚至成为问题本身，那么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并无不可。但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径。

美国总统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非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由议会产生，这本身就使得它带有很强的民粹特征。从制度角度看，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这种来自“人民”的力量早有忌惮，并刻意设置了诸多限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十篇中明确表示，共和(republic)与民主(democracy)是不一样的，关键在于，共和要求有代议制，而民主则不要求。[8] 所谓代议制，即是由民众选举出代表，由代表来代替人们讨论、通过法律或其他重要社会规范。从政治角度看，代议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人们区别为参与立法的“精英”和普通民众，以至于早期的联邦党人直接将这种制度想象为一种“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体制，它是由选举而非血缘和身份确立的贵族制。另一方面，因为总统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所以总统其实比较接近“国王”这一欧洲传统中的制度设定。“王”应该受到贵族的限制，这其实是美国宪法最原始的初衷。再者，最高法院具有独立性，大法官终身任职并与立法和行政部门分离，这也起到限制总统的制度效果。

因此，美国宪制虽然与欧洲古代的封建制不可同日而语，但实际上带有很强烈的“封建”特征，以至于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在解释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时将19世纪的美国称为“新封建”(neo-feudalism)。[9]人们经常将美国宪制中的权力分立、制衡与孟德斯鸠的学说联系在一起，或者确切地说，美国的国父们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但很少有人能提及的是，孟德斯鸠不仅提出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论，他还是封建贵族制的忠实拥护者。孟氏区分了三种政体：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制度。共和制属于遥远的古代城邦，现代国家主要在以欧洲君主国为典型的君主制和以波斯等东方专制国家为代表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区分。而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君主制区别于专制的关键，正在于君主制中存在独立而有权的地方贵族，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在君主和贵族之上也才有可能出现为所有人所共同遵守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实际上将前述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作了一个翻转：因为有贵族的限制，所以君主国区别于专制国；贵族权力的消失则意味着君主权力的扩张和不受限制。而在法国历史上，君主权力的无限增长确实是沿着这一路线，从旧制度到大革命时期，政治强人（如革命前的路易十四）的出现和贵族精英的衰落密切相关，最终大革命所释放的民主激情催生了拿破仑这样的新型政治家。

在美国，“新封建”的宪制安排使得总统只是多个关键国家职位中的一个，尽管它非常重要，但仍然不能超越这一宪制安排，《联邦党人文集》体现出的正是限民主、促共和的精神。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宪制安排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者它能否应对新的社会状况带来的挑战，是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一方面，今日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剧，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穷人与富人、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支持持枪权的人与反对者、堕胎权与反堕胎、异性恋与LGBT 等，所有这些带着死结的冲突都推动着美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犹如时刻在上演多场迷你内战。当人们发现相互之间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起码的共识时，他们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从心态上来讲，他们也更愿意接受这个权力的扩张。这一逻辑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出现在本质上一致。但它带来的后果可能也值得人们深思，如果政治斗争水涨船高，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那么它将是现代政治的噩梦，整个社会有可能循着人民主权的逻辑向极权方向塌陷。

当然，上述“揣测”离成为美国社会的现实还十分遥远，特朗普也不是什么纳粹领袖。但它显然应该成为我们观察现代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政治）的参照。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谬误是以为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向其“传统精神和价值观”的回归，无论是在移民、多元文化、认同、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等社会政策方面，还是在经济、外交、国防方面。这种“回归”其实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宣传口号，它让人们--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美国白人男性--想起那个美好的过去，那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尚未受到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他们的父辈尚可以依赖煤矿、伐木这样的传统产业来过上体面的生活，基督教尚不需要在多元文化面前证明自己，或者黑人还不可能当上总统的时候。如果将这种政治宣传--不管它在政治斗争中如何有效--当作政治分析的依据，我们将失去辨别和判断能力。除了特朗普，欧美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中带有右翼色彩的民粹主义都打着类似的“回归”旗号，鼓励人们设想一个没有移民、全球化负面效应尚未显现的年代。英国脱欧背后的独立党(UKip)、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等，无一不像巫师一样向人们灌输着“美好过去”的想象。[10]

这种表面“保守”、实则激进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极权化的特征，因为这种对过去的想象是以对其他人的排斥和边缘化为代价。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或至少没有演变为另一场内战，是因为极大数量的白人在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站在黑人一边--马丁·路德·金的死似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当时很多白人想必也怀念他们祖辈所拥有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多人将黑人的平权看作一种“不自然”的发展，就像今天很多人将多元文化斥为“后现代症候”、“政治正确病”一样。试想，假如大多数白人当时没有站在黑人一边，那么今天的美国必将是另一番样子，或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美国也未可知，恐怕更谈不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而在今天的美国，类似的“思乡”情结以另一种形式展开，并且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为接下来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准备了更酷烈的战场。

▍敌人与朋友

特朗普的上台同时也伴随着对敌人与朋友的重新定义。特朗普确实如其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贯彻着“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则。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到美国与中国、欧洲的经贸往来，特朗普政府都试图对之加以重新审视，该退出的退出，该重新谈判的重新谈判。很多人指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整个世界毕竟已然高度勾通互联，[11]但这其实误解了特朗普最真实的动机。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自己的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对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关注；但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对敌人和朋友的重新定义既关涉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和其国内政治直接相关。在对外关系中认清真正的朋友和敌人，必然和国内政治中围绕“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利益”和“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两个问题的斗争有关。前者是分配问题，而后者则是认同问题，二者相互区别但也有所交织。从分配上讲，特朗普希望通过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对内减税等方式将传统制造业留在美国国内，并且为企业减负，这既符合企业主的利益，也迎合很多普通选民对传统制造业的依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现在言之尚早，但它们起码表明了特朗普在分配问题上的敌我决断。而在认同方面，特朗普的上台无疑标志着保守力量的强势崛起，有一种誓将美国从其敌人手里夺回、重新交还给“真正的美国人”的态势。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有公民身份的公民？白人？五月花号的后裔？并不十分清楚。但从特朗普自己的话来看，墨西哥人、来自南美洲的非法移民，或者从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地区逃离的难民等，都很难算是真正的美国人。

特朗普需要这种简单明了的敌我区分，他的政治运动在必要时会不断地回到这一主题。与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说“所有”--前任美国总统不一样的是，他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是“美国受屈辱后的再兴”。美国在其并不长的历史上并没有受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压迫或屈辱，自从其积极投入国际政治中以来，美国更多地扮演支配者或压迫者的角色，而非相反。从总体上来说，美国总统在其国内政治中发出的信号是积极的、充满着希望的，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想象一个迫近的敌人，并从对敌人的打击和征服中获得自信。而特朗普现象的另一个不凡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明确地将美国放在一个“弱者”的自我定位之中，将美国描述为被中国玩弄、被俄国压制、被欧洲、日本甚至加拿大等盟友“利用”(take advantage of)的受害者。因此，美国应该复仇，应该放弃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冤大头”--的角色，奉行“美国第一”的原则。

毫无疑问，这种弱者的心态和危机感在其国内社会中也明显存在，与其在国际社会中新的自我认知形成对照。我们很难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黑人做总统之后来自白人社会的反弹，毕竟反对特朗普的白人不在少数。但我们知道的是，特朗普在种族等问题上的“政治不正确”不仅没有使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反而令他在其众多支持者眼里声望大增，成为“敢说实话”、“敢于和政治正确斗争”的英雄。[12] 说特朗普乘这些“不可言说之事”所造就的风头入主白宫可能并不为过。在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眼里，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环境保护这样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和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压制不谋而合，其最终目的都是压缩“真正的美国人”的生存空间。

弱者的心态更容易明确“敌人”，因为它迫使人们去寻找或想象“压迫”或“屈辱”的施加者。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显然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强人去领导自己推翻压迫、获得胜利。特朗普十分清楚这一点，这也正是他给自己的明确定位。有意思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拥有世界霸权的美国居然也会落入这种窠臼之中。不得不说，全球化时代给人们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便利，也会无差别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有一大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

▍结语

在解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时，我们既要从美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入手，也应该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构”作用。特朗普的“强人”政治有美国社会内部变化的缘由，这一强人政治的出现也在悄无声息地对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本身产生影响。我们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感到困惑、不解，恐怕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美国”本身赋予了太多先入之见，包括对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人的政治生活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更应该像两千多年前写作《政治学》(Politics)的亚里士多德那样，将这种不确定性当作分析的前提，去理解政治生活形式多样性背后的原因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