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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简称“修远基金会”)系北京市民政局批准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09年11月注册成立。修远名称,取自《楚辞·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旗下品牌刊物《文化纵横》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评论杂志。
       修远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媒介、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汇集了来自中国社会政治学所、社会学所、新闻传播所,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多个研究团队和近50位研究人员。修远基金会每年推出一期年度研究报告,探讨文化重建、社会治理、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政商学界颇具影响。 
       修远认为,中国社会文化之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有识之士自觉担当与共同努力。
       修远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复兴之目标的实现。

    
思想评论
中国问题 中国方法 中国学派
杨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人类需要新的可能
时间:2018-06-07 点击阅读量:253 次

 

2018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

 

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仰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人类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并没有迈入全局性的以邻为壑、刀兵相向的危险局面。

 

但回顾危机十年来的历程,人们发现,它仍然演绎着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演化与转化的老故事。

 

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商业周期便如影随形,盲目的投资及竞争的加剧,导致生产过剩危机每隔七、八年便重复一次。危机的解决是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强制平衡需求与供给。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周期也开始与产业周期同步出现,金融周期更加任性,也更加不可琢磨,其爆发更具摧毁能力,不但消灭大量货币财富,也消灭大量物质生产力。

 

自凯恩斯主义产生后,资本主义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的框架下似乎找到了化解危机的处方——动用国家手段创造需求。2008年危机以来,人们看到各国央行的超发货币,强制增加流动性,期待由货币创造的需求缓解实物生产部门的过剩危机。迄至今日,中国的4万亿,欧洲央行的零利率,美联储的大规模国债,确实缓解了危机蔓延,但也同时积累了天量的债务,制造了更多的过剩,需要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方能加以消化。

 

与危机的过程相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老故事不断重演:一方面破坏性消灭现有生产力,另一方面催生新的技术与新的生产力;一方面货币财富泡沫化增加,另一方面财富在不同人群中快速重新分配;一方面核心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转嫁危机,另一方面边缘国家承受不住压力而陷入崩溃或战乱危机??

 

对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思想家们试图找到解决之道,资产阶级理论家希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寻找出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调节危机或减缓危机。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则号召通过打碎资本主义的旧有体系而创造新的、以社会公平占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低潮,全球范围的左翼运动遭遇乌托邦幻灭,即便在金融危机面前也未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在旧有的轨道上惯性运动,勉力维持残破不堪的机器,面对日渐兴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束手无策。自金融危机以来,自由主义也遭遇乌托邦幻灭,福山式的乐观主义烟消云散,资本主义阵营中看不见能为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理论创新与思想创新。传统的左翼与右翼都日益丧失想象力,左右话语也日益丧失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

 

与往昔危机的故事相同,中国是危机中崛起的新兴大国,正日益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而与往昔危机不同,中国既非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也非以苏联的方式,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崛起。其核心特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果中国崛起只是演绎了资本主义体系列强轮替的老故事,则毫无新意;而如果中国以新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则可能为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及其灾难性后果创造新的可能。

 

突破金融危机魔咒,人类需要寻找新的道路。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8年6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