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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品牌刊物《文化纵横》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评论杂志。
修远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媒介、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汇集了来自中国社会政治学所、社会学所、新闻传播所，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多个研究团队和近50位研究人员。修远基金会每年推出一期年度研究报告，探讨文化重建、社会治理、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政商学界颇具影响。
修远认为，中国社会文化之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有识之士自觉担当与共同努力。
修远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复兴之目标的实现。
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外，在仁川登陆时，共计47艘坦克登陆舰中，有30艘由日本人驾驶。[4]因此，如果算上日本，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是16个国家，而是17个国家。2013年7月，日本提出参加纪念在韩国举行的停战六十周年的活动，却被韩国方面拒绝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由朝中方面与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签署。早在4月12日，韩国方面的李承晚总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停战，声称将单独北进，并于4月21日通过北进统一决议，故未在协议上签字。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停战、要求大打的是依靠美国保护才幸存下来的蒋介石政权。这两个细节如今也不常被人提起，人们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越过了“三八线”。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结合苏联档案、美国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的出版和公布，学者们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新规范研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冷战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在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其特征是朝鲜战争研究渐渐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持支持意见的作者强调这场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而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外，也加速和巩固了中苏结盟、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并使中国大陆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冷战格局是由各种利益关系构成的，其中民族和国家的尺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并不等同于说这一时代的热战和冷战的动因和动机可以化约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尺度。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在东北亚的内部分断、割裂和对抗持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仅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而且需要在政治决断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其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一、“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1、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新中国的意义
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也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废待兴，中共内部的主导意见是不想卷入战争。1949年比较强调的事情是肃清残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党的机关迅速转变职能，是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是解放军正规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经提上日程的民族区域问题，更不要说战后的恢复重建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土地改革；[5]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6]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转进新疆、西藏途中，并在东南与国民党争夺沿海岛屿。总之，新中国没有加入到这场战争中的准备。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毫无关系。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朝鲜半岛的抵抗力量早已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密切相关。1949年5月，毛泽东同意将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师移交朝鲜，其中两个师于同年7月抵达朝鲜，另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于1950年3至4月间移交朝方。[7]这是中国革命与周边关系的一个历史延伸，也是中国革命者对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格局的实质回应。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参战，这个决定不是从战争由谁挑起这一问题出发，而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指出采取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8]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参战“对中国，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方面。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北进，威胁中国东北，朝鲜方面面临军事崩溃的局面。中国出兵对于朝鲜方面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推断中国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担心联合国军会入侵东北、破坏水丰水电站和鸭绿江沿岸的发电设施。[9]1950年11月10日，法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这个议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个国家的支持，却被苏联否决。这些事实也为当代历史叙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国是在误判的条件下、由于苏联否决了这项议案而介入战争的。如果美国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出兵朝鲜，“保家卫国”的意义何在？
这里暂且提出两点解释：第一，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一两个电文，或者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的一、两个决议，并不能决定战争进程。帝国主义战争总是超出他们的“计划”。从历史上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或者“七七事变”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内阁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线的军事将领决定的，至今有人以此为日本的战争政策辩护。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和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常常产生于一个“决策矩阵”（matrix），而不是个别人的指示。[10]仅仅根据解密的某些档案、选取其中一两条电文和文件作为证据，并不能断定美国是否会跟中国打一场战争，美国是否想压迫到鸭绿江边。在麦克阿瑟挥师北上的时刻，如果没有有效的阻击，朝鲜和中朝边境的军事态势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突破是无法预估的。事实上，在法国提出议案不久前，美军就已经于11月8日开始轰炸鸭绿江上的公路桥梁，美军在轰炸桥梁时“入侵了中国领空，有的还对中国边境的城镇进行轰炸扫射”[11]。在此之前，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军飞机就屡屡飞越中朝边境，并在城市、乡镇、港口进行扫射和轰炸，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并在公海上武装拦截中国商船。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后[12]，美国飞机的入侵和袭击行为仍然持续。[13]
第二，中国的底线不是要求美军不要直接进攻中国，而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英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底线。10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绕过可能遭到苏联否决的安理会而直接召开大会，通过了由美国主导占领北方、进而统一朝鲜的决议，次日美军就通过了“三八线”。毛泽东强调：不出兵，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在这个判断背后，是一个决断，即决不允许新中国受到军事威慑。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底线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而不仅仅是保护中国水丰发电厂及沿江设施这么简单。这一底线初看与美国的对朝战略重叠，但内涵并不相同。事实上，毛泽东并未将“三八线”当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他在入朝作战前两次战役结束之后就说过“必须越过三八线”。[14]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在此之前，志愿军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13个亚非国家联合倡议在“三八线”停战，但周恩来反问道：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时，你们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不公开宣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在联合国通过要求朝鲜战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的次日，12月15日，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到1950年年底，中美两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各自进入了全国性的战争动员。
因此，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包含两个动机：第一，动摇英美的决心。在第四次战役后，美军再次突破了“三八线”，并策划从侧后登陆。从军事上讲，如果不能越过“三八线”，就难以挫败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的战斗意志，并给他们的进攻找到喘息的机会，也难以通过重击敌人以赢得自身的休整时间。第二，在联合国军败退的情境中，美国利用联合国发布决议，要求双方在“三八线”停止下来。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操控的、作为战争之一方的“国际机器”，中国没有义务接受它的决议或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打过“三八线”不仅是拒绝承认美国霸权的边界，而且也是以军事方式对其政治攻势的还击。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在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建议轰炸中国本土、武装国民党军介入朝鲜战争后，很快被杜鲁门以可能招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撤换。杜鲁门的这个决定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痛击了美军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是通过一场持久的、充满了苦难而最终获得胜利的革命才摆脱被奴役命运的亚洲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强国，却标志着对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与历史上既往的国家或王朝的不同态势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朝鲜战局与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他说：“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5]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专门提到朝鲜战争，他指出：第一，这场战争是保家卫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第二，既然美国侵略者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大旗，这是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第三，朝鲜问题应予和平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16]在上述第一条中，他特别提及如果没有台湾问题，没有美国侵略朝鲜问题，没有美军威胁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不会直接加入这场战争。
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如果中国在釜山战役全面展开之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失去仁川登陆的机会，[17]这个观点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讨论中苏会否出兵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中国错过了最佳出兵机会从而不会出兵。从军事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判断战争进程的方式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把握大异其趣。
新中国的巩固本身包含着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诞生，但未能阻止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8]其次，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格局、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而在亚洲，一个由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带动和鼓舞的反殖民主义进程正在逐渐展开。这个进程的目标是通过抵抗帝国主义而实现和平，从而实现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战争手段，即毛泽东所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19]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延伸而来的战略。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消灭战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20]朝鲜战争则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这就是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政治分野。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是“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前所有中国革命中的战争之间的分界点。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证明。
2、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除了彻底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视野，转而用较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视野解释这场战争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将研究的中心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转向中苏关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联手背着毛泽东策划朝鲜战争，联手诱导中国参战；[21]二、苏联放手朝鲜发起统一战争，是因为对控制中国东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苏联以美国压境为理由加强在东北的驻军而受苏联控制；[22]或者，苏联支持朝鲜进攻是因为避免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23]三、苏联是在朝鲜战争中受损最大者之一，因为它不仅失去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且为中国援助建设了156项重大工程，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24]四、朝鲜战争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进程，也破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契机。[25]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兵朝鲜？
首先，在谈论出兵朝鲜问题时，毛泽东除了谈及对中国、朝鲜有利外，特别提及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问题。这是两个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框架内不能解释的范畴。东方是指东西两个战线中的东方，尤其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同盟正是“东方”范畴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指正试图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从建国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这不是突发的转变，而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已经确定的同盟关系的延续。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里讲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要有远大的目标，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为了这个远大目标，他提出在国外必须兼顾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换句话说，虽然战争促进了军事的合作，但中苏并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才会结盟。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势的结果。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曾经与苏联结盟，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朝鲜战争才出现，但1945年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偏袒态度最终促成了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迅速倒向苏联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反对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军事介入朝鲜半岛，而同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26]他的修辞包括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中国、朝鲜有利，这是最能够说服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东方和世界有利，这涉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个世界格局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正是东方阵营的一员。1950年1月，朝鲜战争爆发前五个月，苏联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议未获通过而宣布退出安理会会议，从而缺席了6月25日为讨论朝鲜战争而举行的安理会会议。这个细节现在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一种“放水”行动，即苏联因缺席而无法行使否决权，遂使联合国通过美国主导的组成联合国军并卷入朝鲜内战的议案。[27]这一猜测因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关斯大林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安理会并行使否决权的细节而得到加强。这是否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
参照1950年初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而不通报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的细节，这个推断不无道理。但既然苏联支持北方的统一战争，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让那么多联合国军合法介入朝鲜战争？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俄国学者披露的档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解释了苏联退出安理会的四个目的：“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的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小丑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28]第四，解绑美国的双手，让它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票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的真实面目。”[29]
斯大林的第四点实际上就是指朝鲜战争，他接着说：“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望和道义上的制高点，现在没有几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平衡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30]此后的事态发展多少印证了斯大林的估计。安理会决议后，杜鲁门命令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权，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可能进行的对台湾的进攻。从斯大林的盘算看，美国的注意力的确从欧洲转向了远东，但从美国方面看，它对远东事务的介入、与苏联在这一区域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均非始于1950年。苏联缺席安理会恐怕并不是军事介入朝鲜的关键因素。
由于苏联在东方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区别其行为中的国家霸权与冷战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领导权，仍然有待深入分析。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承担着巨大的国际主义责任，又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质的霸权主义；在中苏关系方面，两党从相互合作，到内部分歧，再发展为公开辩论；两国从政治合作，到政治冲突，再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在1950年代的表现与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置于具体脉络中进行研究的进程。二战之后苏联在东北有巨大的影响，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出现苏联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的说法，从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再叙述这个问题。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些说法——如同英国报纸在毛泽东访俄期间散布毛泽东已经在苏联被软禁一样——怎么可能作为“事实”来叙述？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当代学者的发现，不如说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明，是美国政府从其战争霸权政策和对中苏关系进行分化的策略出发蓄意制造的说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包括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谈判。朝鲜战争对中国加速全面接管东北有其影响，但这绝不是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就会被并入苏联。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泽东的明确表述而广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说明问题。
1950年1月20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专门发表谈话驳斥这种说法。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评论《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反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毛泽东驳斥了其中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美国跟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艾奇逊的说法是，“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9国公约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31]艾奇逊的第二个说法是：“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2]
毛泽东反驳说：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利用一切办法渗透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的根据不仅是美国在1945-1949年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而且是美国对台湾海峡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逊演讲的第二天，塔斯社在华盛顿报道说：1949年10月24日在中国被逮捕、11月1日被审判、12月中旬被驱逐的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瓦尔德返美以后，曾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会见记者时，他说：苏联在中国东北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力，但“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也“未看见苏联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在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权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毛泽东讽刺道：“人们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33]
苏联希望相对长地在东北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此推断中国会因此丧失东北是缺乏根据的。中苏关系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但这一大国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不是说它们已经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说这一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国际关系的内含和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包含着国际主义的面向，中苏关系不仅是中苏关系，也是东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一般来说，中苏分裂肇始于苏共二十大，到
| 1960年伴随着论战的公开化而为世界所知。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即便在中苏论战的语境中，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认为中苏同盟并未真正破裂。归根结底，美国的判断是从朝鲜战争等经验中得来的，它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主权国家关系。这个关系的内核是党与党的关系，从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国家间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战的条件之一是苏联的支持，但这一条件并不是决定中国是否参战的最终决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里面，毛泽东提及对第三、第四点没有把握。所谓第三点针对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中共发的联名电报，电报许诺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的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毛泽东问：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用钱购买苏联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办法，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亟需资金从事经济、文化等项目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如果将已经十分紧缺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不仅中国的经济恢复势必放缓，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会反对，从而无法“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34] 关于“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这一点，还可以举出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给天津市工商联的电文为例。[35]天津市工商联在11月底举行保家卫国游行集会，并于11月30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坚决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范围内的动员已经展开，毛泽东为什么不是给农民、不是给工人、不是给学生发电文，而是给工商联发电文？这与他对国内团结的担忧有关，即如果战争延长，战争负担过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不满，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电报中的第四条要求苏联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中国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中国的北方地区。[36]周恩来于10月1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发出电报后仅几小时，接到莫洛托夫电话，说苏联方面没有准备好，不能派出志愿空军。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周恩来在苏联多留一些日子，以便获得苏联方面更明确的承诺；[37]但另一方面，即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参战的决心也已确定。就在发出上述电报的次日，10月14日，毛泽东开始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部署。[38]10月23日，他给彭德怀和高岗写信，说要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39] 3、冷战体制的确立与去冷战的契机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这个看法几年后也体现在万隆会议的原则之中。这是他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视为必要的和正义的战争的政治前提。从开罗会议开始，美国已在预谋怎样联合亚洲地区其他的势力，包括战后的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来遏制苏联。欧洲战场临近结束之时，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继召开，如何在战后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已经是美苏博弈的现实课题。这里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包含了对苏联的威慑，也促成了苏联以迅雷之势对日宣战，攻占满洲、朝鲜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美军在1945年夏天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率先划出了军事分界线。在伊朗事件后，1946年３月，丘吉尔宣布铁幕降临；1947年7月的马歇尔计划未能包括苏联。苏联支持金日成进军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东的挑衅，其中1949年4月至8月北约成立并在各国完成批准手续，对苏联和东方集团是一个重要刺激。1949年8月，苏联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核威慑格局成型。 在朝鲜半岛，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尔塔会议框架下、以国际托管的形式产生的，但朝鲜并非战争策源地和战败国，其人民却无缘参与这一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也没有参与这一“国际决定”。伴随柏林的陷落，美苏两国将战争重心转向远东，波茨坦会议的主题之一，已经是对日作战问题，占领朝鲜由此进入两国的战争方案，雅尔塔的托管计划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鲁门特使面见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坚持雅尔塔协定确定的四国托管朝鲜的方案，但波茨坦会议后，苏军对日宣战并进入朝鲜，美国提出了分隔朝鲜的“三八线”方案。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朝鲜半岛局势变迁的重要事件。 伴随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新任务就是遏制新中国，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确立了与苏联结盟并加入东方阵营的方针。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从反对朝鲜北方南进到支持其南进的态度转变的枢纽。根据现有档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泽东通报支持朝鲜南进的态度，但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斯大林的态度转变，却是可以推断的。因此，战争并不是1950年的产物，而是上述过程的延伸。所谓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针对的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降、尤其是波茨坦会议之后霸权国家主宰弱小国家命运并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格局。 在苏军已经大举进入朝鲜、逼近汉城之时，美军为防范苏联控制朝鲜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纬38º线作为美苏各自对日受降的军事分界线的决定。从这个角度说，朝鲜战争类似于中国的内战，其中包含着民族统一的诉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40]既然是内战，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尤其是以霸权性的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军事干预――都缺乏正当理由。1945年9月美军在南部受降后，先以专机于10月中旬将长期滞留美国、与韩国临时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运送回国，而命令国民党政府扶植的[41]、流亡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个人身份回国[42]。金九等人11月5日从重庆到上海后滞留十多天，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军方交涉后，美军才用专机将金九等人送回国。金九作为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见同样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并亲近美国，美方对韩国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执意取缔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不情愿让中国在战后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希望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洲获得最大权益、霸权独揽。[43]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确定了由美、苏、中、英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的国际托管[44]，结果引发朝鲜南方民众的抗议，美军刻意误导汉城的舆论，把国际托管的协议说成是苏联倡导，试图将反托管运动的矛头指向反苏。[45]同时，北方开始土地改革，苏军从朝鲜北方撤出大部分驻军。1946年，由于美国占领军执行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南方人民起来抗争，其中最大规模的首先是九月总罢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万人参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踪，26000余人负伤”的人民起义：“十月民众抗争”[46]，参加暴动农民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执行和北朝鲜一样的土改[47]；1947年10月美国通过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鲜同时进行选举，成立统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绝承认和参与大选的状况下，美国操纵的联合国议案事实上等同于支持朝鲜南方单独进行选举。 1948年2月10日，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发表《向三千万同胞泣诉》的声明，反对韩国独自建国，但反对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协商建立统一政府，反对韩国单独进行大选的联合国决议，并访问朝鲜与金日成谈判。[48]他对南北协商统一的坚持、与金日成的接触，使得李承晚成为美军支持的更佳人选。大选于当年5月举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当选大韩民国总统，并随即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经单独选举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当选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并得到东方集团的承认，同年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朝鲜，而美军则在次年6月大部撤离半岛。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军撤离的时刻，金九被韩国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49] 在美苏双方撤离后，南北朝鲜的敌对状态处于随时爆发的境地，北方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美国则大肆武装南方，双方摩擦频繁。根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通报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意图，此后又拟定了详细的战争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战争爆发前，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突然出现在“三八线”，被东方阵营普遍视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信号。美国方面事后将此事解释为偶然事件。无论是否偶然，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引发战争的动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势力在某一时刻的动向作为根据，而只能从博弈双方的战略变动过程加以判断。是谁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隔局面？是谁破坏了南北双方可能的统一进程？是谁在造成了对峙格局后又根据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战略均势？在追问战争起因时，这些问题比谁打第一枪或许更为重要。 如果说“对东方有利”有中苏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物质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对世界有利”则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估价。1951年，在朝鲜战场受挫的状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武装日本，并于夏季与日本拟定美日协定，确定9月在旧金山签约。关于日本参与朝鲜战争的细节，美日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这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53、77、107条中都有针对二战中的轴心国的条款，将这些国家称为“敌国”，日本如果参加朝鲜战争，可能会使国际情况复杂化。[50]第二，美日单独媾和并让日本介入朝鲜战争的动议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国的反对，引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吉田政府由于顾虑违反宪法第9条，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动；在签订和约前的敏感时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对重新武装日本表示疑虑。1951年9月8日美日安保条约继旧金山和约于同日签订，苏联等国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 1953年，在朝鲜战场的战争与谈判处于胶着状态之时，艾森豪威尔试图通过介入东南亚战争，从东南沿海对中国施加压力，以牵制朝鲜战场上中国的兵力。但鉴于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教训，慑于中国对不允许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º线——这正是中国政府向美方明确表达的底线——对北越目标进行有效军事攻击。这是朝鲜军事失败对美国的长期约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并以失败告终，与其在朝鲜的挫折有关。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是相互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也是相互转化的，但争取和平的条件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妥协。朝鲜战争结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以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苏联及朝鲜方面提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主张，但为美国拒绝，南朝鲜代表则提出必然遭到中苏方面否定的所谓按照大韩民国宪法进行选举的主张。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谈判因美国毫无谈判诚意而没有成功，但第二阶段有关印度支那的谈判却取得了进展。正是通过这一谈判进程，美国与英国及其它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为中心议题的万隆会议召开，参与会议的各国不但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推动了亚非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对周恩来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扩展。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上述政治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清楚地说明了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斗争同时伴随着一个广阔和复杂的政治进程。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帝国主义霸权的松动和退却成为一个趋势，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遍及亚非拉各大区域，而且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的反战运动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运动也风起云涌。1950年代，联合国沦为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政治机器，但仍然维持着国际组织的运作形态，也只是在朝鲜战争中，它的帝国主义霸权傀儡的性质才得到充分的揭示，从而为此后联合国内的政治斗争铺垫了道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后果，亚洲地区在60年代渐趋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是很困难的。若将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日内瓦会谈中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万隆会议所表达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围，以及此后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断言抗美援朝以热战促和平的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在 二、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1、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 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一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而正是这一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大革命失败了，但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像火种一样存活着，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到战场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等等。[51] 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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