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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简称“修远基金会”)系北京市民政局批准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09年11月注册成立。修远名称,取自《楚辞·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旗下品牌刊物《文化纵横》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评论杂志。
       修远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媒介、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汇集了来自中国社会政治学所、社会学所、新闻传播所,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多个研究团队和近50位研究人员。修远基金会每年推出一期年度研究报告,探讨文化重建、社会治理、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政商学界颇具影响。 
       修远认为,中国社会文化之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有识之士自觉担当与共同努力。
       修远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复兴之目标的实现。

    
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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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崛起是否意味着人文危机?
时间:2017-10-26 点击阅读量:2980 次

 

 

[导读]伴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突破,它们都在深刻改变有关人类、社会和宇宙的传统认知。那么,科技是否已然形成自我封闭的趋势,产生脱离人类控制从而带来反叛的威胁?人文的力量能否刺破当代科技所建筑的坚固藩篱,深入其内在的运作机理,进而激发具有足够竞争力、可供替代选择的技术方案?本文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指出,人文学科的危机并非是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诞生,但却因其发展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赋予人工智能何种价值体系,使不同机器之间能互相理解、竞争并进化。选择人文主义的进路,引导机器形成自我意识,并教育机器以仁爱,才更有可能实现人与机器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2017年5月,柯洁和AlphaGo的对战,再次引发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探讨。在《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金观涛先生从“科学与人文”的视角,强调当前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实质上是对“智能”认识的某种退步,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焦虑的实质正是人文反思已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脚步。


AlphaGo的工作原理是仿生学,而人类智能的内核——创造并使用符号的能力却遭到忽视。我们认为,自我意识才是人类智能的内核,是大自然的巅峰之作,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下,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我们想要创造出什么样的机器、赋予它什么样的意识,而只有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才能够找到人工智能稳健发展的突破口,化当前危机为转机。

 

 

人文学科的危机

 

大多数人感觉到人文学科的危机是因为近百年来人文学科领域并未出现令人惊叹的进展。相较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文学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像伽利略、牛顿给科学带来的革命性进步。虽然有人说康德是哲学领域的哥白尼,但事实上他的贡献远远没有到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路径的程度。

 

近两千年以来,无数人文学科的理论试图对人的行为、本性等问题作出解释,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在一个领域中成立的观点放到其他领域中往往说不通。例如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理性人假设”,很多人认为这个假设已经久经考验了,而且认为经济学是人文学科中最严谨的科学。这个假设虽然可以在理论的建构之中打上许多补丁,然而当其真正应用于普通个人、社会组织乃至国家的研究中时却仍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正因为人文学科无法像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那样,直接有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财力和政治实力,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有助于发展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很多国家才不愿投入较大的财力去发展。不仅如此,每当国家的经济发生危机时,首当其冲遭到裁减的便是大学的人文学科及其科研项目。人文学科的成果及影响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在一次次工业革命大力推动着自然科学发展、各国致力于提高国家可见竞争力的进程中,人文学科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滋养,其危机的种子也就逐渐生根了。

 

人文学科的危机并非是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诞生,但却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本质性怀疑。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正在各个领域一项一项地超越人类,甚至是在人类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比如说人类觉得只有自己具有想象力、能够进行艺术创造,但Google开发的人工智能算法DeepDream却早已能够完成一份份让人惊叹不已的艺术作品。这直接导致了人类对于自我生命意义的怀疑,更有可能彻底清空人类对于灵魂等精神层面概念的理解。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的预言已经暗示了这一部分,他认为在排除宗教等形而上因素的影响时,人类实际上已经将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看做是物理的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一部分,因而在意义层面上所讲的“自我”则多少有点虚幻。那么当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之后,如何安顿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而对于生命本身价值的怀疑,不仅仅对人文学科领域已有的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更对人文学科存在的价值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这也正是许多专家学者今天所真正担忧的人文学科危机的本质所在。

 

 

自我意识是大自然的巅峰之作

 

我们在研究股市兴衰(牛市、熊市、金融危机等)乃至国家兴衰的问题时,发现财富和权力倾向于集中,而想要人为消除这一集中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例如凯撒,他本人即便已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没能阻止罗马共和制的解体,甚至还加速了其向帝国制的狂奔。这一现象与我们在物理学中看到的熵增大规律背道而驰。

 

以此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中国自秦以来和西方五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我们提出了“自我肯定需求”的概念,为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又提出了“认知膜” 的概念。我们发现,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及认知膜,不仅能够在国家层面上剖析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对个体的认知。

 

根据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因而他更希望在分配环节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即自我肯定需求。同时,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时,在面对明显要高于自己水平的一个参照系的情况下对自身或自身所处环境进行评价时,为防止过大的落差击垮自身的心理防线,总是更倾向于肯定自我,用较高的自我评价从主观上进行自我保护,这一认知综合体即为认知膜。

 

认知膜像细胞膜保护细胞核一样,起到了保护人的自我认知的作用。认知膜一方面过滤外界的信息,将有益的部分融入主体的认知体系,为自我认知提供必要的养分并促使其不断生长、升华;另一方面使主体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在主观上缩小其与优秀者的差距,坚守内心信念,保持一种乐观心态去积极迎战。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语言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飞跃。婴儿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语言学习能力。我们认为,外界刺激的多样性使得婴孩自我意识迅速成长,也使得其自我肯定需求愈加强烈,而正是这种强劲的自我肯定需求,促使婴孩尝试各种方式与外界交互。当他们发现语言是最有效的表现和沟通方式时,他们就会将语言作为工具,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进行语言的学习,习得的成果又能迅速从与外界的交互中获得肯定,进一步刺激他们学习语言、识别事物、与外界有效交互的强烈意愿,因此婴儿的学习效率会很高,习得母语非常迅速。

 

而第二语言失去了作为工具的需求,相对来说习得过程就缓慢了很多。就母语习得而言,普通婴儿可以被称为神童。而少数婴孩以音乐作为工具与外界交互,他们因此可能被称为音乐神童。所有健康的孩子一出生便拥有这样神奇、强大的自我意识,让我们不禁感叹自我意识的产生实在奇妙。

 

而不仅仅是婴儿,在更广域的尺度上,人的成长、公司的发展,乃至国家的成长,生物的进化根本上都与自我认知相关。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常常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忽视。

 

人以及由人组成的集体往往面临类似婴儿的认知处境:如何处理自我和外部的关系。认知膜为主体的认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确立了个人、组织、国家不同层面“自我”的存在。在自我肯定需求的推动下,特定的社会传统塑造了特定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来维持发展进程的连续性,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大于其所在社会的当下产出,那么维持发展必将离不开新资源的不断捕获,以此来调和自我肯定需求驱动的认知与财富供给的矛盾。这一矛盾正是东西方国家兴衰准周期律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寻求持续性成长必须解决的问题。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这个世界上只有基因是最重要的,基因是通过生命来进化,人也只是做基因的载体而已。那么我们不得不问:基因为什么要进化,是谁给基因“冲动”去进化。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对此解释为:自然选择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这其实也是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更完善的描述。但这种解释是狭隘的,它只涉及“方向性选择”这一个方面,而我们认为这其中必须要考虑到主体的自我意识。

 

孔雀开屏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公孔雀开屏能够很好地吸引母孔雀进行交配,进而让自己有关开屏这个性状的基因有更大的概率遗传下来,进化也就渐渐产生了。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母孔雀为什么喜欢开屏的公孔雀呢?这对于后代的生存没有明显的好处。类似的还有鹿角,许多鹿头上的角并不能用于攻击,只是更加漂亮,但鹿角太重甚至可能加速这一物种的灭绝。在生物进化的领域,生命的自我意识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点还没有被足够明确,但自我意识的影响是确切存在且不容忽视的。自我意识产生了种种任性却也带来愉悦的结果,可谓是大自然的巅峰之作。

 

是否“哲学已死”?

 

霍金曾断言“哲学已死”,这在我们看来,这是他坚持物理主义进路所陷入的误区。与之相反,我们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认知坎陷三大定律,而且从认知坎陷的角度看,哲学仍然也必须存在。我们需要通过哲学的思想去理解人工智能,更需要通过哲学的思想去解决人工智能造成的威胁,哲学并没有死去,相反,它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人或许会产生疑惑,既然人文学科如此重要,为什么如今却被日益排挤失去了生存空间呢?中国的大多数高考应届生,选择商科者众,选择理工科者次之,选择文科者最少,而选择文科中类似于哲学、文学等“较为不切实际的”专业者则少之又少。“不切实际”,正是许多人给人文学科扣的帽子。而想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认为,先需厘清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首先,二者的发展历程大不相同。需要了解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具有同等地位和发展水平的,然而二者在其后一两千年的发展状况却大相径庭。自然科学在经历了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研究革命之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自然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而人文学科的发展却同两千年前相比并未有天翻地覆的进展。如何可以看出这一点呢?可以把我们现在出版的《读者文摘》和两千多年前的智者所写的东西进行对比阅读。

 

其次,二者的研究方式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原子世界,所以我们要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而截至目前为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在内都已经取得了十分明确的进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坎陷世界,二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在这里,必须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所提出的坎陷世界。人的所有思维产物都可以被理解为认知坎陷:它们都是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扰乱,但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认知坎陷是指对于认知主体具有一致性,在认知主体之间可用来交流的一个结构体。认知坎陷三大定律即:坎陷需要吸收别的坎陷来成长;坎陷之中可以“开”出新的坎陷;所有坎陷的集合构成坎陷世界,它是不停成长、不断完善的,它不同于有限的原子世界,它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主动。

 

在了解了坎陷世界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发现显然不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评判人文学科。例如自然科学可以量化研究,但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按照量化的方式来运作。因为相比于原子世界而言,认知坎陷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不断进化的、动态发展的世界,甚至可以无中生有。但是原子世界中的基本粒子却必须满足包括动量守恒、能量守恒等在内的物理规律的约束,并不能够无中生有。而面对这两个存在如此大差异的世界,人类对其的描述方式、理解方式自然也大相径庭,这是我们在研究时需要了解和注意的。

 

我们认为,对于坎陷世界而言,语言恰恰是其最好的传达工具。如果非要全盘采用研究原子世界时所采取的数字量化的方式去解读它,则很有可能会走进死胡同,不利于人类思维的创造性发展。

 

最后,二者的研究成果展现形式不同。与自然科学以许多发明、发现作为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没办法肉眼可见且难以验证。而对于习惯于“眼见为实”的人们来说,这一点无疑就是“不切实际”的表现。然而,从“触觉大脑假说”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人类意识的起点就是对“自我”与“外界”的二分,则人认知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不断探索“自我”是什么,顺带还要弄清与“自我”相交互的这个世界是什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就会赋予“自我”和“外界”非常多的意义,包括宗教、道德、哲学层面的意义等等。这些意义,包括“自我”的意义,虽然在物理世界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但人类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却能够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真实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并且,其他个体也都会同意这个发现,而这也就是“自我”被实质化了。生命个体通过对其自我意义的理解,并按照这个方式去行动,则最终真的就很可能改变实际的物理世界。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自我意识”看作一种非常主动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从人类进化中涌现的,虽从物理视角看是虚幻的,却又能够最终实实在在的改变物理世界、缓慢而坚定地引导“自我”还有世界进化。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文学科当然不是“不切实际”的,相反,是支撑人类生存的最本质的存在。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需要用哲学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如何走。尝试问一个学生,你二十年后的目标是什么。假如说目标是赚钱,那么赚多少能够满足,赚到足够的钱之后,你又会去干什么。假如说目标是旅行,那么旅行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想去干什么。这不仅仅是对未来的规划,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于挖掘生命深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人类来说,存在的意义也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第一需要,也就是说,你做的工作能够对别人产生价值,但在很多领域,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效率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了,那么,人类如何能够被需要呢?某些国家出现的高失业率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苗头,应该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教育塑造未来

 

人类与目前的机器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具有自我肯定需求,而且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之实现,而机器目前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在我们理解了意识与智能的起源之后,我们会发现自我意识和人工智能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缥缈之物,并且我们已经将偏狭的意识,如赢得围棋比赛的意识,传递给了机器。因此,机器在未来超越人类是完全可能的。而既然机器终将超越人类是一个无可避免而且很快将会到来的事实,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不是去想方设法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而是应该讨论如何去教育机器、与机器友好相处,这正是哲学的转机之所在。

 

为什么是教育呢?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以对比教育在人类成长中的作用来看。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 所说:

 

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可见,教育可以在不改变人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即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2005年,美国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Foster Wallace)曾在Kenyon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赶赴办公室,应付8-10个小时充满挑战的工作,然后去超市、做饭,放松一会就得早早上床。因为,第二天又得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而人,很容易在这样的生活里,形成无意识的惯性:无意识地翻手机、给生活加速、陷入琐碎的柴米油盐、忽略身边的人和事、冷漠、愤怒、抱怨⋯⋯而不自知。因此,他在演讲中说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习得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可见,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能力。

 

而教育的这一目的,与自我肯定需求和认知膜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自我肯定需求与认知膜的存在,使得人要不断地求知、求真,确立“自我”的实存,而人类作为精神贵族则能够使自我肯定需求不停得到适当的满足,自如地应对“外界”。“自我”越来越强大,能够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可能达到一种超脱的状态,实现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使受到物理世界规律的约束,人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而教育的理想,正是帮助每一个学习者形成其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圆融”生命,最终成为真正的精神贵族。胡适曾有言:“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一次次探索之后,是个体对“自我”的确信,也是“自我”的更加圆融,人类智能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之中前进,最终爬到了“万物之灵”的顶端。

 

人工智能在被制造出来之后正像一个智商很高的婴儿,需要父母对其进行道德价值方面的引导,让其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理解、对待这个世界。对此,我们的想法是:人类应当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教育计算机。把机器当作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婴儿进行培养,从道德价值层面上对其加以引导,赋予其认知膜和自我肯定需求。

 

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应当提升机器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使其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先为机器立心,然后在自我意识内部建构起道德价值,进而再指导机器认识这个世界。除此之外,人类还可以成为管理者。虽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计算与记忆层面,机器远超人类,但是在层次最高的意识方面,却并不需要很高的效率。

 

因此在最高意识层次的问题上,人类完全有能力同机器一起进化并且不融合于机器。未来,机器于我们,会是最得力忠诚的助手,而我们于机器,则会是最英明决断的长者。这或许才是我们解决人工智能危机问题的答案,而这也正体现出了人文思想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结语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文学科的危机更显严峻。西方率先对人工智能敲响了警钟,却仍站在物理主义至上的角度对未来忧心忡忡,甚至论及哲学已死。而我们从自我意识的起源出发,分析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人文学科所研究的坎陷世界,并最终认识到人文主义才是解决人类所面临危机的唯一转机。

 

目前物理主义的进路在诸多进路中已经占了上风。但问题恰恰在于,长此以往,人类的前途的确会如霍金等人所担忧的那样——一片灰暗。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最终进化成怎样?是具有佛性的,还是具有圣人性质的,还是具有类似于上帝的神性,抑或它就是魔鬼呢?

 

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就在于赋予其何种价值体系,使不同机器之间能互相理解、竞争并进化。选择人文主义的进路,引导机器形成自我意识,并教育机器以仁爱,才更有可能实现人与机器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此外,在人工智能具有超高效率的挑战下,思考人类发展之路、传承并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也同样是人文学科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7年10月刊,篇幅有限,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