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恺 / 《文化纵横》特约撰稿人

进入2016年之后，近年一直呈抬头趋势的右翼浪潮更加凸显，成为席卷全球的政治现象。在美国，围绕总统大选，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所代表的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友好态度等右翼主张，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在欧洲，随着难民危机的加剧，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等右翼政治力量的上台，二战后努力培育了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价值观受到冲击，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加速蔓延。如果我们对右翼思潮做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大致理解，那么伊斯兰世界更早就开始了保守化的过程。直观上看，这轮右翼浪潮是对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动荡和政治变革的反应，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本文就是在大众思潮层面所做的一个观察。

作为一种现象，这一轮右翼浪潮的构成非常复杂，很难用具有概括性同时又足够准确的定义去描述，但它至少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主要依托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二是以青年为主体，三是和本地政治议题相结合，四是彼此之间呈“文明的冲突”状态。早已深嵌全球化结构之中、拥有便利资讯的中国年轻人，自然能够感受到这股右翼浪潮，并作出自己的反应。如果从发生时间上做一个归类，而不深究具体事件的内在逻辑，我们甚至可以把台湾“反服贸”和香港“占领中环”也看做这股青年浪潮的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一系列网络事件中，也显示出对右翼思潮的不同态度，这些态度背后的观念分化，反映了近年来中国部分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思想动向。

▍特朗普现象与帝吧出征

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现象”在部分中国年轻人中引起的反应，是观察这轮思潮起伏的一个入手点。在国内一些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区上，大量跟帖站在了支持特朗普的一方。这是一件令人颇感讶异的现象，因为特朗普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中国语境相隔十万八千里，这种奇妙的情感唤起必定有其特殊原因。

原因之一是，特朗普的中国支持者中间，有很多是在美国读书或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对美国的国内政治非常了解，同时也对美国一直以来“政治正确”的一套感到厌烦。这套“政治正确”包括经济政策、少数族裔、移民问题、女性权利、堕胎、同性婚姻、社保政策等一系列议题，此前的美国主流社会中流行着一套偏于左翼的态度，简言之即开放的、包容的、福利主义的，这被中国一些年轻人称为“白左”（即白人左派）。而特朗普以其夸张的右翼反对者姿态，用“大嘴”的方式将这套主流价值批判得体无完肤，点燃了对之前“政治正确”感到不满的人们的政治热情，这一人群也包含了部分中国年轻人，但从观感上看数量似乎并不多。

特朗普的中国粉丝之所以出现，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他们对美国国内政治议题的具体看法，而是对美国右翼势力兴起的“同情心”，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吸引年轻人的右翼姿态。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中国年轻人对特朗普的态度是“主要看气质”。换言之，美国右翼青年和部分中国年轻人在心理构成上的某种同质性，才是促成国内“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基础。具体而言，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强硬态度，对社会文化的保守倾向等等，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共鸣，不自觉地把这些态度投射到国内议题上，从而产生了“移情”的效果。

中国部分年轻人对右翼思潮的这一“同情心”，以及全球青年议题上的某种“同构性”促使人们思考，这种态度还有哪些表现？其吸引力究竟来自何处？值得注意的是，从不晚于2008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上也在形成着一波偏向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青年思潮，同时又裹挟着“皇汉”“工业党”、地方主义、反女权主义等一大批当代青年亚文化。它尚不能称之为一个边界清楚、层次严整的社会思潮，但的确在“气质上”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思潮有着相似性。而且，这一波青年思潮内在于中国30多年来逐渐成型并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本身，且浑身上下洋溢着青年人特有的战斗性，在与其他思潮的竞争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号召力与动员力，构成了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得以产生的观念基础。

值得琢磨的是，今年年初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帝吧出征”事件，再次说明青年群体中观念的多元与多义。表面上看，这次网络事件的参与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重合度很低，相互之间甚至不乏歧视与攻讦，但他们像是彼此的镜像，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气质”上有着相似性。当然，我们很难将“帝吧出征”看做社会思潮的后果，但思潮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其影响是普遍照拂的，知识精英可以取法其上，一般民众和网络青年也可以得乎其下。“帝吧出征”事件就是“得乎其下”的一次网络集体行动。此次网络事件被很多人称之为“网络爱国主义”或者贴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标签，有一定道理，但和事件本身的匹配度不是很高。作为青年群体的一次网络行动，事件本身未必有外界所说的强烈政治色彩，而是在一个带有网络娱乐化色彩的背景下，青年人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朴素情感的自发流露，这从“帝吧远征军”所使用的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表情包中即可窥见一斑。

特朗普现象和帝吧远征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出现，共同说明了青年群体的朴素政治观有多么广泛和复杂。作为分析个案的这两个群体，相互之间的差异丝毫不弱于相似性——如果不是差异性更大的话。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辨识出这些青年群体中一些共通的要素，如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传统保守观念的同情。这些要素和国内主流知识界（他们的上一代人）在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所谓左与右基本无关，也不是对某种外力的应激反应，或者有些人所说的“充满暴力和假想敌的民族主义”，而更多是自发生长出来的。它是30多年来中国自身发展以及参与全球化在青年群体中结出的观念之果，深植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土壤与文化环境。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思潮更迭

总体而言，欧美意义上的右翼思潮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东西。不过，如果将当前这股席卷全球的右翼思潮在一个更一般的左右光谱中加以辨析，那么当代中国青年群体中的亲右翼态度就相对容易理解。在这个一般定义中，“左”的光谱为平权运动、反资本霸权、妇女权利、环境保护运动等激进主义，“右”的光谱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保守的一方。大众之所以对这一光谱相对陌生，是因为在历史上这通常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事务，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此前的中国社会缺少这一土壤。

事实上，中国20世纪以来的整体思潮变化，本身就内在于国际思潮激荡之中。五四运动以来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潮起伏，自始就和来自俄国革命的、来自英美的、来自欧陆的不同思潮相互激荡。而一个世纪以来最接近右翼的社会思潮，出现在1930年代，准确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到西安事变之前。当时的这股思潮受德国影响较大，笼统而言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事化为特征。当时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对德国的政治实践抱有复杂的情感，既对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又对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锻造出的民族自信、高度军事化和领袖信仰充满羡慕。这一时期一些极端右翼组织的出现，如三民主义力行社（即蓝衣社），就是该思潮的产物。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描述的所谓“铁血救国会”，可以看做是蓝衣社的继承者。

从1930年代前后，中国青年开始了又一轮的大分化——这样的分化从19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此后逐渐形成“大分流”的趋势。当时的白色恐怖在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弹，促使他们在理念上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作为对右翼政治的反动，左翼知识分子在文艺战线展开了斗争，这是“左联”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延安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原因：那里不仅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个中心，也是进步的象征和左翼光辉理想的策源地。

1936年的西安事变及之后的全面抗战的兴起，迅速将这股右翼思潮扫荡一空。这一方面是由于全民族抗战历史使命的降临，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远东战场的开辟，中国思想界开始想象一种以英美政治为模板的现代化样式。可以说，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偏向英美的，一些关于英美自由主义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也随处可见。以后见之明来看，1936年以后直到1940年代的中国思想领域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国统区的英美化思潮，一是延安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界还留有1930年代右翼思潮的痕迹，比如“战国策派”，但总的来说已经不是主流。

右翼思潮在1949年之后基本肃清，这当然和具体的政治进程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世界主义的理想，而毛泽东本人也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强烈兴趣，有着世界主义的眼光，这从他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关心政治的知识青年，都不曾将眼光固守在一国之内。换言之，一直到1978年之前，中国缺少右翼思潮产生的真正土壤，即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常态政治的环境。这一状况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改变，思想界在关于改革方向等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而形成了纵贯整个1990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属于传统右翼光谱的思潮开始兴起，并在近年来的边疆问题、香港和台湾事务中得以发酵。

总而言之，当代青年群体中亲右翼态度的出现，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主权国家的构建，否则将没有产生这一思潮的土壤。经过30多年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越来越深地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当代青年思潮和全球青年议题产生了某种同构性，即在各自内部议题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分。出现在青年群体中的左右阵营划分，不再是以往的革命与反革命，或改革与保守等“元问题”，而是通常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具体事务。这一主权国家同时又是内在于当代世界体系的，因此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着某些共同的视阈与问题意识，比如对少数族裔、环境保护、女性权利等问题的关注，这也正是特朗普现象能够引起当代中国青年共鸣的原因之一。

▍当代青年思潮的内部构造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当代青年思潮远未获得成熟的内部构造，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社会态度和政治倾向，且内部充满矛盾和张力。就目前呈现出的面貌来看，除了前已述及的，和全球化语境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呼应关系之外，这一思潮植根于中国30多年来自身的经济社会状况，其分化程度和青年各自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职业差异一样大，在网络时代和娱乐时代的整体背景下，也有着强烈的“反潮流”的小众特点。

作为思潮主体的青年群体，大多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对此前的政治并无切身体验，也因此没有太多思想负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和1980年代以来的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等争执并无交集，除非基于知识层面。“后改革时代”出生的年轻人，一般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左右意识，他们时而为左翼的平等主义和理想光芒所吸引，时而又为右翼的朴素情感所打动。极端主义的声音总是稀少的，尽管撕裂社会的也正是这种极化主张。如果大致做一个区分，那么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前后标志着“80后”登上历史舞台，而“帝吧出征”则标志着“90后”的观念觉醒。这种划分无疑是粗糙的，但大致可以代表某种观念代际的年轮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轨迹。

当代青年在社会议题上的态度，还与各自的成长经历有关。比如，以当下的文化议题“小镇青年”为例，如果他（为了避免女权主义者的指责，我们假定这是一位男青年）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县城的破败国企家庭，通过努力在2000年代接受了不错的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毕业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公司打拼，那么他的社会关切有可能是这样的：同情左翼阵营关于平等的信条，也认同大学教育可能带给他的关于普世价值的理念，同时也爱看《环球时报》，对“工业党”和“强国派”非常赞同，在职业上又接受自由市场的一套。如果他凑巧首付了一套被曝光建在“毒地”边上的房子，又有可能成为维权业主⋯⋯一言以蔽之，当代青年在社会议题上的态度是复杂的乃至互相矛盾的，绝大多数都称不上某一“翼”。这主要是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的阶层结构所决定的。

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极化状态下，青年群体不会出现又一次的“大分流”。以亲右翼思潮的出现为例，它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左翼思潮中激进的一面，满足了人们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的某种需求，比如家庭及其承载的伦理价值。中国社会30多年来在家庭伦理层面的变化是极其激进的，不仅使传统的家庭形态荡然无存、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成为转型社会普遍承受的伦理之痛，而且在两性、婚姻、养老、家庭财产等方方面面都引起了针锋相对的大讨论。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思潮承担了抚慰人心的重任，在推动传统价值回归方面让很多人产生了认同感。而当代亲左翼思潮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也吸引了一批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维权主义者等群体。但需要辨析的是，在环保主义者和维权者中也有分野，即基于利益和基于理念的区别：如果一个环保主义者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将归于右翼阵营；若基于理念而行动，则归于左翼。

在观念阵营的分化组合中，颇堪玩味的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在青年视野中的黯淡乃至消失。这一观念群体在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集体失坠的过程，他们逐渐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脱离，并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对政治事务的发言权和听众，目前似乎仅剩下经济学的面向，在极小的公共空间充当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言人。

围绕观念领域出现的不同青年阵营，有着共同的“反潮流”特点，即对网络时代娱乐化、去政治化的拒绝，对充斥着蠢萌气质的主流文化的厌恶。最能激起青年观念阵营之间厮杀的往往是一些社会话题，比如“猫狗党”和反对者、“烧死异性恋”运动、“女权党”和反对者等青年亚文化主题。这些主题通常是被主流社会压抑的，但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青年亚文化大有婢作夫人的趋势。一些非主流现象开始成为主流社会和大众媒体讨论的对象，比如二次元、弹幕文化、玛丽苏、漫威等等。而主流文化中的鸡汤化、小清新化等现象，反过来激发了青年群体中朴素的政治意识。这些因素都是当代有着鲜明社会态度的青年思潮兴起的基础。

不容小视的是，在部分领域和少数青年群体中也产生着撕裂性的极端观点。这些领域彼此之间通常并无内在联系，而是相对同步又不同程度地走向极化。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拥有非常巨大的潜在人群，且极易点燃，尤其在近年来的周边关系问题上，屡屡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极端地方主义者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拥有更充足的理论储备，在史观上他们极力鼓吹西周封建、西欧封建和多国体系，在现实语境中他们鼓励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和排外主义，同样拥有数量众多的粉丝。除此之外还有大国沙文主义、汉族中心论等沉寂已久的极端观点。

▍结语

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经历了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阶段之后，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重新政治化的趋势，亲右翼态度的出现就是表现之一。然而，这种重新政治化并非回到1978年之前，也不是回到1945年或更早之前，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实践在以青年人为主的群体中产生的政治化反应，它基本是自发产生的，也因此有着混沌的面孔。

这一轮青年思潮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有可能重新定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中国民间思潮中左与右的标准。如果我们把之前左右观念阵营的区分标准大致理解为经济的（主要围绕对市场的看法）与政治的（主要围绕宪政话语），且“左”主要指保守、“右”主要指改革，那么不晚于2008年开始成型的当代青年思潮则把这个标准颠倒了过来。这一思潮的作战半径极其宽广，论题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思想文化再到民族宗教事务、香港台湾问题、大国关系等等，可以说无所不包。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目光向内、中国本位的气质不同，这一轮思潮呈现出立体、多元、世界主义（称之为天下主义更合适）等特征。青年思潮之间的内部分歧，深植于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与观念冲突，并且和世界范围内的思潮起伏相呼应。当然，这一轮思潮远未成为主流现象，而只是青年知识群体中的小众现象，但它有可能为未来的“大分流”埋下伏笔。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社会对这一轮思潮起伏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迟钝和冷淡，至多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借用的社会现实，而缺乏有说服力的引导，也没有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目标使之整合。而如果任由这股思潮野蛮生长，那么它要么愈益走向极化，要么为其他的力量所利用，从而为时刻变动的中国社会增加新的变数。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