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老清华出身的法律人，另有一个传统，名为做实事，又叫 “扎硬寨、打死仗”。可以上溯梅汝璈先生、向哲浚先生，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同检察官。他们是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学的法律，比后来的那一辈强太多了。我们要继承梅先生、向先生不辱使命排除万难，为国为民坚持正义的勇气和智慧。至于他们毅然抛弃的国民党旧法统，以及附着其上至今阴魂不散的旧法学，则是要着力批判的。

——说到国民党，眼下选情吃紧，不知您是否关注？有评论说，“换柱”风波或有连锁反应，导致分裂……

天晓得。跟解放前在大陆一模一样的腐败，勾心斗角，一点没变。随它分不分裂，这边厢有些人再要帮委员长吹嘘领导抗战，上演什么“中条山八百冷娃”“血祭黄河”的神话片、谣言剧，恐怕没底气了。

——赞一个！言归正传，冯老师，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有项新举措，国家工作人员就职要实行宪法宣誓。您怎么看？

就职宣誓，在法院检察院，还有律师那边，搞了好几年了。有趣的是，司法部制定的律师誓词（2012年版）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句，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誓词所没有的。据说曾招致公开的质疑，因为现在的律师多是自由职业，信奉“法律至上”，宣誓“拥护”就有点难为他了。

国家机关干部就职，手拿或者面朝《宪法》宣誓，这个仪式，据报道，各地一直有“微观实践”。但上升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却是去年十月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据此，今年七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明年元旦统一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对四中全会的表述有两点变更。一是将宣誓人的范围，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人民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系统任命的所有干部。二是规定了宣誓方式：放弃原先的“向宪法宣誓”，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宣誓场所，则要求悬挂国旗或国徽。悬挂的方位，想必不会是厅堂的后墙或两侧；这意味着，宣誓人要面向国旗或国徽。誓词的修订，同之前公布的草案相比，也颇具深意：如变“拥护”为“忠于”宪法，把“自觉接受监督”明确为《宪法》规定的“接受人民监督”（第27条）。最重要的，是删除了末句奋斗目标的定语“中国特色”四字，代之以《宪法》序言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的文字，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样，人民监督，或主权者（“国家的主人”）出场，并略去“特色”委婉语而重申社会主义道路的普世性，我以为是这誓词的主旨。

——宪法宣誓的想法，应该来自接轨“国际”的冲动吧。新闻说，全世界一百九十三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当中，一百七十七个有这一制度。然而，移植了宣誓就一定能“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宪法观念，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吗？一些媒体和学者评论指出，中国的体制不同，缺乏一种普遍的或官方的宗教信仰来支持宣誓。

哦，那是误会。宣誓要仰赖宗教之力，大约是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产生的联想：总统手按《圣经》，口称“愿神助我”（So help me God）。但现代西方式民主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即使有国教，也不许干预政治。这在美国，便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原则。宣誓人拿一本外婆用过的《圣经》，祈愿“神助”，是传统仪式，表明其承诺至诚而可信，并非就职的法定要件。倘若当选总统信的是摩门教、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抑或竟是个不信神的“自由派”，家里不备圣书，自然也是可以宣誓就职的。这世俗化的宪制，原是国父们的设计。须知那一代英豪都是启蒙运动的斗士，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祸害，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灯塔远比教堂有用”，是弗兰克林的口头禅。老亚当斯则颠倒了大哲莱布尼茨的名言：假如没有宗教，这世界才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杰斐逊更是毫不留情，把基督教归于有史以来“照临人类的第一堕落的制度”。宗教在他们看来，就像麦迪逊谴责的：或多或少，到处一样，教士傲慢而懒惰，俗众无知又奴性；双方都沉溺于迷信、偏见和迫害（引自道金斯，页43）。

其实在西方，追溯传统，宣誓的成立与效力，也不靠神的威能，或违反誓言可能遭致的神的惩罚。所以西塞罗认为，宣誓的要点不在畏惧神明，而是立信、取信于人。起誓，他说，乃是诉诸虔敬之心的一种确认（affirmatio religiosa）；面对神明、呼其名号、指其见证而保证实践，只是诺言的形式。故而“众神之怒”尚在其次，“没有也罢”；关键在于宣誓人的承诺，能否对正义并对自己的诚信负责（ad iustitiam et ad fidem pertinet，《论义务》3:29:10）。

中国古代，圣贤也有类似的论述。古人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一个“如”字，恰好承认，神灵是否到场、有无威能，全看人的内心虔诚与否。夫子曰：吾不与（参加/赞同）祭如不祭。要是心里不赞同、不敬神，只是走走过场，形式主义，就不如不祭了。再如，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礼记·中庸》），也是看轻仪式，而强调沟通天意，凭借人的精神或信念——不必入哪一门宗教。

常人的想象，古人敬神，所以发誓要神祇见证。但古人也是人，也有不老实、不惧“怪力乱神”，甚至拿神圣当幌子敛财作恶的。智者不可不察。否则柏拉图不会建议，庭审取消宣誓。因为他说，较真起来，只怕城邦里头一半公民都犯有发假誓作伪证的罪呢（《法律篇》12.948d）。

——嗯，法不责众？

对，哪怕《圣经》里的上帝，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意责众。我们在“法律与宗教”课上讨论过，记得吗？洪水平息，耶和华后悔了，一味屠戮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同挪亚父子及方舟里下来的鸟兽蛇虫立约，将战弓挂上云端化作彩虹，封存了全能者的毁亡苍生之权。还说：我再不诅咒土地了，绝不为人的缘故；即使他从小就心生邪念，我也决不让生灵湮灭，像这次一样（《创世记》8:21, 9:8以下）。

——全能者有所不为。那么宪法呢？宣誓忠于宪法，是否意味着违宪必究？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没长牙齿”，这一国情，会妨碍宣誓的效力吗？

“没长牙齿”，是西方媒体调侃“中国特色”的比喻。人民法院规定，《宪法》条款包括其中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可做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间接地，可以引部门法的“实施条款”主张权利保护而进入司法——当然，也就无所谓通过诉讼提起违宪审查一事。不过这算不上“中国特色”，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各国宪法的标准设计。西方学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一般把社会主义宪法视为“纲领式的宣示”。毛主席的定义，则是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对既定事实和路线方针的承认。“五四宪法”是他领导制定的，他说立宪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二是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贯彻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原则。用一个“总章程”或“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对原则固定下来，为全国人民指一条“清楚的轨道”、“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选集》卷五，页126以下）。

所以你看，“牙齿”的有无，搞不搞违宪审查，这是主义而非“特色”或国情之别。由此出发理解宪法宣誓，就会发现，那誓言的功效，只在确认《宪法》承诺的“正确的道路”，并不指向具体的各项公民权利。因为后者是“自动附着”的，用不着当事人同意，也无须起誓了生效，一如相应的公民义务。宣誓人就职后，被检举查实违背了誓言，严格讲，不是一个违宪问题。纪委和公诉机关只能按照党纪国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他违法乱纪的责任。

——说到宪法的“主义”，您《政法笔记》里有一段话： “遵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宪法无意成为国家权力的真实或常态的规则与信条。相反，它是新宪政从立宪的政权那里领受的成文法上的认可和祝贺”（页19）。如果事实上，宪法不仅“没牙齿”，它甚至不是“规则与信条之母”，那为什么还要宪法宣誓呢？

这个问题好。我们的教材抄域外法学的居多，习惯了把宪法说成是公民权利的清单，标配一套“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规范。但三权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正当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形式法治”的宪政原则，其历史渊源和日常运作，跟中国宪法上共产党的领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原则不可能触及，而只会弄混了，社会主义宪法的要义——既无从安顿先锋队政党的政治伦理，也提供不了一元化领导的合法性叙说。

困难在于，现行宪法（“八二宪法”）为适应“社会转型”，不时修订，用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一九八八年第一次修订，追认了私营经济即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私有化，允许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之后，九三年、九九年、〇四年的宪法修正案，如论者指出，“实质性内容，都是对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在经济领域的胜利的纪录”。可是，这些修订虽然宣告“胜利”，却是半遮面的，对照“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仍属于“难以敉平的矛盾”。而《宪法》的文本，即便勉强套上几条西方宪法学的教义，也没法“为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分开，为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提供规范性依据”（涂四益，页105）。这话说得晦涩，译成大白话，便是：市场经济本是私有制的果子，而国家的根本制度，《宪法》规定，叫作“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6条）；两者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每一轮“深化改革”，都是那矛盾的重新激化。

——官方的提法，叫改革进了“深水区”。

没错。改革家的对策，是大胆“承认”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以便给“转型”预留空间。但从此“八二宪法”的宿命，就成了永远滞后于改革。由此而起的价值冲突，连同政治路线的刻意模糊，使得宪法很难建立权威，更谈不上“信仰”的光环。因为，在私有化的鼓吹者跟“胜利者”那儿，宪法不免是一件工具，时而顺手，时而碍事。而宪法“滞后”其中的种种矛盾，及可能触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便是西方式违宪审查在中国，在整个“初级阶段”，无法推行的最主要的原因，哪怕天天有人在呼唤、祈求它的“神圣”。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党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宣誓观之，宪法能否承载党的政治伦理？

——太有意思了！这要看我们怎样界定宪法宣誓，对吗？

宣誓若是解作公民个人的宪法承诺，的确，那仪式是虚的。因为宪法非“规则与信条之母”，宣誓无直接后果，不会给宣誓人增添法律责任。但如果站在倾听方与监督者，即人民的角度，把宣誓人还原为党的干部、先锋队的一员，他的誓言就有了明确的义务担当和具体后果：他是代表立宪的执政党作承诺，彰显的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宣誓人任何背离这精神的言行，哪怕未触犯法律，也是党的损失，即失信于民。换言之，宣誓人可以回避个人的法律责任，却让党重申了宪法义务，对人民负责。这意味着，党必须时时澄清宪法精神，发动群众跟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斗争，以证明一元化领导的合法性。因为，每一个不称职乃至腐败的官员不受惩处，都会在人民心中玷污党的形象。而社会主义宪法的要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党（立宪者）对人民（主权者）的政治承诺。

——这个承诺，就是誓词说的“忠于宪法”的内容？

你想，宣誓人面对国旗或国徽，手按《宪法》，誓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监督”，是不是加入那政治承诺？别忘了，中国老百姓对党的领导，是有着强烈的期望和责任要求的。提炼为宪法语言，着眼于党群关系，便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复强调、写进《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马列同专政是保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而党的领导的全部合法性，得自人民的历史的选择，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推翻三座大山”全国解放。这一选择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今天，惟有一条理由：社会主义。别的道路，再靓丽的规划，GDP数目字小康社会之类，包括法治本身，都做不成合法性理由。宪法宣誓的承诺，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确认。

——如果是这样，冯老师，我们对中国宪法的认识就整个儿变了。

是呀，这在学术上既是极大的挑战，也是深刻的批判。中国宪法的引人入胜处在此。因为，若无批判，依从寄生于统编教材、核心期刊的西方宪法学教义，宣誓就只能是走走过场，伦理失落后的人格分裂。

——刚才您提到“党的干部”，但宣誓人也有党外人士，是不是？

当然。但“一府两院”系统任职和各级人大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党员。党员都作过入党宣誓，负有不可背弃（“永不叛党”）的先锋队义务（《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章六条）。相比之下，宪法宣誓承诺的，假使“去政治化”地理解，仅为任职期间的守法义务（“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至于职务纪律，如果感觉受拘束、担风险，辞职即可摆脱。入党誓词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那崇高的理想与牺牲精神，也是宪法誓词笼统的、仿佛重复一遍公民义务的文字（“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所不可比拟的。那么，少数党外人士除外，这些干部既已承诺了“解放全人类”的终身义务，每次就职，再办理一趟似乎并无法律后果的宪法宣誓，有何必要呢？

我想，答案只能是：宣誓无关宣誓人的法律责任；他是作为执政党的一员立誓，实践党的承诺。按理说，党员必须是革命者；他不是某一“初级阶段”法律制度的产物（“公民”），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革命的肉身形态”。故而传统上，党员干部就职，跟任何平凡岗位上的革命工作是一样的，不用举拳头发誓。如今宪法宣誓颁为制度，若是允许干部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经济理性人”，以“履行法定职责”为借口，降低甚而取消政治伦理，像这些年来许多腐败官员的所作所为，那宣誓仪式就成了“跟党算账”“等价交换”（丁玲语）的机会主义，不折不扣的投机革命、背叛誓言。

——明白了，宣誓制度的意义，不应脱离宣誓人的党员身份来理解。不过这涉及党、法关系，在学理上，向来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吧。

其实不难，丢开主流教条就成。誓词说了，“接受人民监督”，如同党的一切工作。既然占据主流的教义法学讨厌这个，就应当让道，不得遮蔽中国宪法的要义和基本原则。诚然，宪法挣脱教义、重新解释，需要强劲的学术争鸣。但无论取何视角，绕不开一个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不搞社会主义，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对整个“政法战线”的领导，是经不起质疑、攻击而岌岌可危的。无怪乎，六月份誓词草案公布，“特色”二字最受人诟病，只好去掉，换成《宪法》序言的表达。显然，那免于“特色”修饰的社会主义，才是面对国旗国徽，党的干部能够誓言“努力奋斗”的建设目标。

如此，宪法宣誓所重申的党的承诺，直接否定了充斥我们课本的教条。基于这一承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宣誓只需认真对待，必定是对官僚化的形式法治的超越。所谓“人民的监督”，实指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宪法》第27条），而非贬抑民主的精英式“程序正义”，或违宪审查。只不过，退回到“初级阶段”，宣誓又不无蜕变的惯性和压力。毕竟，它向宪法发出了邀请，要“根本大法”接纳先锋队的伦理。而且，正因为听取誓言的是主权者，宣誓人的承诺才变得可以追究责任，系于党员的终身义务，不得以任期和法律漏洞推脱，也无关宪法学说的自相矛盾或沉默。简言之，这人民监督所依据的理论与实践，不是主流学界同媒体宣扬的西方宪法学教义，而是那教义的死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果实，《宪法》序言历经四次修订仍保留着的那句……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刺耳么？呵呵，你没背完整。

——不好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宪法宣誓作为仪式，应该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受，才算有成效吧？

前面说了，宣誓的效力，非关神明制裁，要靠宣誓人内心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员干部跟西方官员的就职宣誓分道扬镳了。道理很简单，后者的“神圣”感，可以源自宣誓人的个人信仰，包括宗教信仰；而前者所见证，即请求人民见证的，乃是政治伦理与信仰觉悟的合一，直指马列主义党“解放全人类”的理想。那理想对于真诚的革命者来说，是绝对真实的，因为，它极像人子为之牺牲的天国，绝对不可能在宣誓人的有生之年实现。也就是说，宪法宣誓的实际功效，“神圣”之程度，完全取决于宣誓人的政治觉悟。

——如此高标准要求，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员，是否不太现实？

这么说吧，宣誓，本质上是一诚信担保，所言所诺真实可靠，目的是取信于人。所以切不可滥用，应了犹太哲人亚历山大城的菲罗的批评：现在的人动辄信誓旦旦，恰说明信誉不佳，缺少信用（apistoumenoi，阿甘本，页4）。宪法宣誓若是成了例行公事，念念誓词，反倒失信于民了；不如“什么誓也别立”，遵从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5:34）。 

——禁止妄呼圣名呐！这条诫命，您在课上讲过。联系即将实施的宪法宣誓制度，您总结一下？

《圣经》的传统，拉比解经，上帝与异教神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言出即成”（ho theos legon ama epoiei），启齿即立誓（hoi logoi tou theou eisin horkoi）。盖因圣言乃创世之言，所指所成，名实绝对相符，不可能有例外。那么，至高者凭什么起誓呢？只能指自己的名了；圣名便是那无所不在的耶和华之言的见证（《创世记》22:16，《出埃及记》32:13）。

先锋队政党，因其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有类似的“禁忌”：她只能指自己的名字“共产主义”立誓，承诺所当承诺的，而无法借助任何较低的妥协“务实”的名目，包括西方式宪政或法治。只因为，那些都是这个世界上已经实现了的，无须“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担当。或者，假若信仰的逻辑一如菲罗的箴言：上帝非因誓言而可信；相反，誓言乃是因上帝的确认而立。我们也可以说，并非誓言使人变得可信，而是人使誓言成为可信（阿甘本，页22，引埃斯库罗斯，片断369）。

共产党有没有“上帝”呢？有的，那“上帝”就是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中国人民（《宪法》第2条）。宪法宣誓，可信与否，功效有无，是要人民说了才算数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那句老话，点明了党的承诺：为人民服务。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于清华园，原载《文化纵横》2/2016

•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语言的圣礼》（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aeology of the Oath），Adam Kotsko英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上帝是错觉》（The God Delusion），Houghton Mifflin Co., 2006。
• 冯象：《政法笔记》（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涂四益：《我国宪法之“公共财产”的前生今世》，载《清华法学》5/2015。
• 王为衡：《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演变及其解读》，载《中直党建》2015.7.1。
• 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