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刚 /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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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冷战时期国防需求的互联网，在几十年间快速经历了大型机、个人电脑和移动终端交替主导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公共空间，它的样貌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起初是大型机构的机器之间串并成网，将海量信息数字化以门户形态呈现；后来发展出各种社区，部分活跃用户积极参与了内容创造，分享表达；现在则是以超大规模人际互动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蓬勃生长。可见的趋势是，以可穿戴设备为载体，人联-物联的范围与规模会继续刷新。面对这样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家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心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

令管理者纠结的是，作为产业的互联网和作为意见平台的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前者愈发财源滚滚，后者不断“犯上作乱”。前者的凯歌高进，确保了互联网不会被轻率处置；后者的冷嘲热讽，则让内容运营商如履薄冰。让网络公众开心的是，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淘金和娱乐功能，还能不断拓展言论表达的强度与势力范围。一些精明的人士甚至凭借定位清晰的攻击性言论乃至谣言，获得了名利双收的营销效果。这种喜乐不均的官民博弈局面终于在去年夏天迎来了拐点。

我们试图解释，监管方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局，大幅度改变了出手的方式？拐点之后，互联网是否真的晴空初现？在官民博弈的表面战团之下，投射的是何种交叠不清的中国背景？

争夺舆论阵地

2013年8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这次会议前后，针对互联网舆论领域的多项行动紧锣密鼓展开。

8月1日，“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与十多位网络名人举行座谈交流，达成网络言论的七条底线共识，即“共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随后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在各地集中打击网络推手和有组织的造谣、传谣者。自8月21日抓获秦火火、立二拆四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媒体报道、案情曝光的案件就有50起，涉及相关人员109人。8月25日，拥有千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上述行动力度之大，出手之坚决，效果之显著，震动互联网各界。加上其他商业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微博兴起以来高热不退的网络舆论开始呈现走弱的趋势。按照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负面帖文和情感词烈度显著下降，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

同时，与行动相伴随的表态发言也直接提高了调门。8月24日，《环球时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号召领导干部在网上“舆论斗争”中敢于“亮剑”。政府并不是想要一个不说话的舆论环境，而是想要一个好好说话的网络环境。10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对国家队如何挺进互联网提出了细致的规范与要求。一连串收复“失地”的强力部署，虽然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一贯风格，但其明朗的信号特征，也透露出政府对此前舆论场博弈形势的严峻判断，甚至传递了对宣传系统柔性管理策略的某种不满。

问题是，他们在焦虑什么？他们的焦虑会因行动的推进彻底缓解么？让我们将视角暂时切换到宣传系统的意识形态“守门人”立场来观察。

其一，传统媒体基本没有溢出体制，定向管理的惯性仍在，但新媒体的体制外色彩浓烈，平移延伸的控制效果可疑。在市场体制兴起以前，管理体制比较简单，人财物全管，监管顺畅；后来逐渐分离出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它们的生死和核心干部任免由体制来决定，在不供给钱粮的情形下仍要求媒体配合监管。但在诸多非关大局的日常内容生产上，市场化媒体基本站到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这边，通过打擦边球，玩猫鼠游戏的方式，游离在监管边缘，来获取商业收益。真正感到焦虑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中，或者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逐利冲动更强，营销能力更胜；或者是数量众多身份庞杂的“自媒体”，载体多样，创意五花八门。监管部门，必须投入巨大人工，研发技术平台，监管成本直线上升。

其二，舆论引导对象，从以前比较明晰的单位人、社会人，向现在角色模糊的网民拓展，吃力不讨好。过去，个体的行为不会太出格；在流动性不高的乡土熟人社会里，大家知根知底，行事也多有分寸。在这种体制中，宣传系统有丰富的渠道、匹配的人手、驾轻就熟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来对身份固定的目标公众施行教化。但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时间投身到虚拟空间，让依托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的管理形式失去用武之地。笼中鸟一旦跃上天空，就想挣脱各种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传统宣传系统的两大重点对象，尤其可能“离心离德”。一种是新闻联播的长期受众，一旦置身微博，发现理想和现实倒转，上半身和下半身错位，各种黑白颠倒，世界面目全非，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一种是青少年，过去经由家庭、学校、政治社团、主流媒体的渐进训导，社会化的进程可控。如今面对未分级的舆论场，小朋友缺乏辨识能力，三观随时崩塌。就算是一些中立的公众，突然从强教化氛围走进强发泄空间，都有可能滋长对教化训导的“逆反”心理，更不用说群体极化现象催生的种种极端情绪。传统的宣传效能持续走低，应当也是宣传系统的心头隐忧。

其三，宣传教育通道从国家机器独占鳌头，向多种民间力量介入话语争夺转变。在前互联网时期，普通民众甚至社会精英都不具备直接向公众喊话的条件，麦克风只在主席台，传播接近单向。互联网的不断创新，拓展了民间精英的发声效果，降低了草根大众的介入门槛，强化了在野的表达能力。尤其是最近两年，微博扩张，由于不需要相互认证就可以接受信息，相当于在舆论场硬生生搭建起一个容纳规模空前的半公开广场，比起散布的论坛、写手的博客，微博对公共议题的聚焦和放大程度绝对空前。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比较活跃的用户账号超过1.4亿个。在最有影响力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账号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另一组来自新浪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5400万，每天发布的微博超过1.3亿条，展现了喷涌的吐槽欲望；人均拥有200个粉丝，则意味着草根也建立了基于关系的传播链条。这些内容生产和公共广播的节点，从公众那里挤占了大量本来专属于国家宣教的时间。当超级大V被震慑和约束以后，中V和小V还有兴趣接力。基于典型个案的观察表明，即便是一些草根微博用户，偶尔的创作也能转发过万，将信息抵达千万级别的读者群。除了微博，社交利器腾讯QQ还在高位成长，用户的瞬间在线峰值超过1.7亿。这意味着，只要腾讯愿意，它就可以向这么多人集中广播或者分众广播。躲在QQ群和QQ聊天室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热烈交谈。为移动终端定身打造的微信平台，短短几年间就迈上了5亿用户的台阶，和相对低幼的QQ用户相比，微信正在吸引大批中上阶层加入，在那里，每天都在诞生难以计数的小众群落组织。 “人人都有麦克风”，传播层级缩短到极度扁平的“我和你”，这种将大众广播和私人耳语无缝结合的反国家模式，也是既有管控体制难以彻底消弭的。

因此，互联网上的官民博弈还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庞大的网民其实对公共议题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每天登上微博热点的十大话题中，或者在当日转发评论的前二十条热门微博中，十有八九都关乎娱乐，非关政治。但是，新媒体作为公共讨论的聚焦平台，其地位暂时不可替代。没事就好，一有事，人群还是会快速聚拢。上述格局的演化趋势，并未因为公权力的强势入场而彻底逆转，宣传系统的“守门人”焦虑还将持续。

博弈均衡：科层官僚制受伤，民间话语退潮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官民博弈其实早已越过意识形态的内容疆界，在更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铺展开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已经分化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身份群体，不同行动者的情感、价值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浮上了台面。互联网的不断壮大，为这些表达提供了建立议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各种偶发的焦点事件，穿透各阶层的公共讨论以“一事一议”的集中施压和可置信威胁的“井喷”模样，对科层官僚制发动了攻击。显然，互联网放大了公众监督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维权和抗争线索，尤其是在针对地方和基层机构/官员的个案中，展示了群殴烂打的震撼效果。正如评论者所言，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的网络围观，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一种醒目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间也没有取得完胜，一度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公知群体在相对比较中可能受伤更重，因为他们企图站得更高，但跌得更深。

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的博弈格局中，政府部门仍然拥有巨大的能力和腾挪空间，也有较多的政策工具来谋求优势。但在更多地方层级的个案中，貌似乌合之众的网民虚拟团结，科层制板块结构的管理者反而单打独斗，异常被动。一般说来，政府本来具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各种资源优势。尽管政府可以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很难产生预期效益。相反，被互联网扭结起来的散户网民，开始具备一些潜在的优势。例如，流动性带来的机动优势、规模化带来的种群优势、“人民身份”带来的道德优势、云智慧带来的理性优势以及移动技术带来的工具优势。经常看见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的铁砂掌击打网民的棉花团，官员的金刚钻掉进了舆情的沙尘暴。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得以局部逆转。

造成官僚制被动的核心原因，可以大致表述为：传统的以确定性为设计原则的政府职能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新的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网络事态。

传统的政府部门不仅“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它更有严格的行政管辖边界和清晰的权责界分。在科层官僚制的设计原则中，政府部门要应对处理的事务，也局限在特定辖区和专门条口，从而形成了职业化、专业化、法制化的部门处置原则。但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事态一旦扩张爆发，就很快逾越这种界限。在全网关注、全民参与的极端情形下，网民不受行政辖区、户籍身份、专业条口的约束，以高度离散的方式对案例展开聚焦围攻，地方层级的任何部门都很难招架。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受法定规则和组织流程约束，既不可能7×24小时全天候响应，也不可能及时瞬间回应。但互联网的传播特征是不分时刻，即时出现，随时爆发，而且民情一旦喷涌，事态便可绕过行政阻塞到达高层，舆论硬伤带来高概率的仕途损伤。对于涉事的机构及官员，要么是“体制性迟钝”引发“怨恨式批评”，要么是高压倒逼高阶主管做出超常规反应，日积月累，不仅人困马乏，步步惊心，官僚制的常规架构和稳定运行也屡遭冲击。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主要关心自家地盘的事。但网民们“操着中南海的心”，地方个案很容易升级放大为体制问题，不同地方的个案还不断叠加，产生复杂的“连坐”问责效应，即：A地的负面事件，会在B地发生负面事件时，被网民加总为“政府”的错。在现有机制下，不会有任何一个机构来承揽“抽象政府”的责，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过来恶化了网民对具体部门的行政评价。

在官僚系统因为笨重难以转身的同时，网民的聚合行动往往可以兼具先进性、规模性和流动性。网上积极分子对新技术的使用和学习能力，经常高于一般的政府管理者，再加上网络参与的便捷性与低成本，使得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形象地说，网上的集体行动就好比是一大群向光的飞蛾，或者一地低奔的流水，因事件或话题而随时汇聚，但其内部组成、意见观点、群体属性却未必铁板一块。这种具有飘忽性质的议题族群的兴起，一旦人数够多，还可以自发吸附“人民身份”，占领道德高地。如果议题的粘性够强，就能串联起那些没有直接利益卷入的民众，打通各阶层的关注，激活能量人物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资源来对政府施压。在聚光灯效应下，地方政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放大围观，当地方的回应出现各种偏差时，万千网民又能以云智慧的强悍机制，产生互相激发、互为响应的集脑优势，或者直扑要害致命一击，或者戏谑调侃恶心个够。

有趣的是，这种互联网公共领域频发的偶然行动，不仅对基层官僚构成威胁，也让持续经年的启蒙话语显著退潮，一度屹立在浪尖潮头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被“污名化”。

如果将镜头适度回拉，2003年前后，对互联网影响深远的年度事件是“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事件”、“黑社会老大刘涌重审事件”。在那些个案中，借助维权行动，一度被市场浪潮边缘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温和的改良姿态，重新回到公共意见平台。2007年，媒体声称“新意见阶层”崛起，领衔的仍然是启蒙公知。但这两年，互联网官民博弈进入酣战，启蒙话语和公知领袖反而迷失了方向。早期表现耀眼的部分公知，仍旧执念于对欧美故事的神话般解读，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抽象守卫，以及事件中逢官必反的单线思维，然而江河变换，无论是在制度变革的层面还是价值启蒙的层面，这种僵化的表达都很难提供强刺激的新鲜观念了。

进一步说，微博平台的扁平化设计，将精英定位的启蒙者拉低到必须与粉丝面对面互动的程度。于是，在各种琐事中，启蒙者频繁出场，随机议论，又降低了启蒙者的神秘感，弱化了观念表达的精致与强度。为了维持基本粉丝的忠诚，启蒙者还被迫使用价值观先行站队的模式，在某些吊诡的公共事件中，稍有不慎，就暴露出草率急促，节操破碎。此外，中国转型也越趋复杂，新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新酒，在宏观面和微观面的表现迥异，要准确解读时局，需要更专业的财政、金融、产业知识，老一代的启蒙者储备不足，知识更新不快，以往百试百灵的国际故事，如今也要经受各种国际化的目击者来证实或证伪。逐渐的，“距离产生美”典则生效，耳鬓厮磨的零距离接触，导致公知祛魅，几乎沦陷为一个坏词，话语的多元竞争更上台阶。

在旧公知相继被新网民鄙视的进程中，新公知也闪亮登场。新浪微博的名人策略，将一些商界和娱乐圈的红人相继热捧成为千万人追随的超级大V，掷地有声的发言效果让人目眩神迷，青年导师不可一日不宣讲，地产商人每日灌溉心灵鸡汤。公知明星化，明星公知化，他们部分抢夺了古典知识分子的饭碗，但又在体制的威慑行动中暴露了某种机会主义的面孔。大浪过后，互联网平台上满地鸡毛。

在启蒙退潮的同时，某种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轻社会运动”倒在兴起。与精心组织、强烈诉求的传统社会运动区别开来，轻运动以类似“快闪”的方式入场，以“联网打怪”增加经验值的重在参与为目的，打跑老怪固然欣喜，打不赢全身而退，下次再玩也没有关系。为了让意愿表达出来，必须将抗争强度较低，以不刺激系统的激烈反应为原则。在集体行动的酝酿过程中，会有若干行动倡议提出来，形成海选风格的“创意比赛”。最终脱颖而出的行动创意应当符合“轻”的特征：易操作，可识别，能调动普遍情感，有象征或符号内涵，例如南京梧桐树事件中的“绿丝带”。

在日常事件的反复博弈中，官民有进有退，胜负难分。在可见的未来，国家队入场会让官僚系统强势修复，信心大涨；但网民的自组织学习能力也不弱，一事一地的较真不会终结。但假如找不到新的价值支撑，互联网的建设性作用也多少堪忧。

共同的症候群：双峰合流、代际冲突、阶层重组

要理解互联网上的中国故事，还得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来审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民博弈的扭结局面及其演变，有它自身的历史逻辑。

全球数字空间的技术革命正好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强势叠加，产生了“双峰合流”的惊人效果。中国互联网的民用接入要到1997年才开始起步，当年全国网民人数仅62万；截至2013年6月底，网民数量达到5.91亿，覆盖率44%，总数量世界第一。用户规模的增长速度仅次于手机。1997年，中国手机用户刚跨过1000万，2013年超过11.5亿。新增的手机用户大部分是3G上网用户，网络时代开始和移动时代重合。在这期间，不仅网速、网费、接入方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本身也早已从工具意义扩展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恰逢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在三十多年间历经的变化超过大多数国家的百年变迁，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多重路径、多重任务错综交织。执政者不断调整治国纲领，市场和社会力量渐次生长。技术革命产生的空间扩展与急剧转型导致的时间压缩迎头相撞，在诸多领域，一元治理结构的惯性和多元生长的趋势相互较劲，造成了“一只脚在未来，一只脚在过去”的撕裂结构。互联网强势“闯入”的转型中国，魔方和魔幻场景交织。

双峰合流的激荡之下，代际冲突的频度加深。不同人生际遇的人群，在核心价值观和可选参照系上落差显著。对管制当局而言，传统的喉舌偶尔会不听话，新兴的公民更是经常不服管。以代际的人生轨迹来看，1940、1950年代出生的人群，基本经历了中国复杂变革的全过程，国运兴衰交叠着人生起落，即便到了权力和财富的高位，革命年代的青春记忆也难以磨灭；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对改革年代体会尤深，但走出计划经济短缺年代的欢欣，也能唤起他们在纵向时间维度的“忆苦思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就，1980、1990年代出生的人群，再没有那么多悲情记忆的历史包袱，对革命年代和困难年代同样缺乏切肤感受，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他们，喜欢将价值参照系建立在横向空间维度上，擅长用国际顶尖标准严苛比对当下中国。不仅如此，新生代青年对待政府的心态也有代际差别。相对而言，老一代人基于经验教训对体制仍有一定的敬畏，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导致的宠爱地位，让年轻一代不容易滋长对长辈和权威的温顺驯服心态，反倒是平等诉求和参与热情显著提升。于是，在互联网的博弈场景中，各方基于并未言说的代际潜意识激烈交锋，由于焦点失准，谁也说服不了谁。

代际冲突的裂痕，被技术因素继续放大。通过对互联网的熟练使用和依赖程度来划分，互联网上的阶层重组如火如荼，又和现实的阶层固化强烈对冲。1990年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一代，几乎和互联网一起成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络应用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教育普及造成的文化权力下移，加上互联网愈发强悍的功能，局部刷新了年轻网民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快速增加的新生代网民，仿佛在现实的社会阶层之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社群。凭借“无所不在”的时空分布，“群众雪亮的眼睛”得以探照灯式扫射社会问题，又依托其“面具”特征，放大了围观和参与者的数量级别。在他们眼中，上一代的互联网移民，以及更老一代的互联网难民，已经没有资格主导数字新世界的秩序和发展。但在网上可以纵横驰骋的原住民很快发现，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他们虽然被高科技武装到牙齿，但依旧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在高房价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下，舔舐着丝的伤口，空自悲切。

互联网上的喧哗与骚动，处处投射着这个时代的症候群。

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时代症候群的药方，也许早已发明。无数网民的认知盈余、自由时间和参与热情相互缠绕，互联网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相互耦合的社会建设与激励机制。受文明发展和教育发达的助推，现代社会的公民在养家糊口之外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安心立命之外的剩余知识也越来越丰富。而且，每个人盈余出来的知识可能正好是他人匮乏的知识，每个人自由的时间，也为互帮互助提供了交互窗口。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挥霍这些自由时间和认知盈余，但互联网社交时代的来临，提供了空前便捷的方式打发时间，分享认知。利用自由时间和认知盈余来推进事件的深度讨论和直接行动，让平凡人生多了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某些略带风险的社会议题中，它甚至可以激活潜在的英雄情怀。就像维基百科的志愿编写者那样，像知乎、豆瓣上的热情分享者那样，像字幕组的跨国界义工那样，这种庸常生活中少见的充实，正在不断点燃更多网民的参与热情。于是，时间、知识和热情的循环互补、真诚交往，有可能缝合代际冲突和阶层重组带来的各种伤痕，有可能修复本来就没有决绝冲突的官民关系，有可能将自私的原子个体聚合为新型社会的共同体。

如果超越狭窄的政治议题，互联网真的能对旧结构、旧传统、旧生态、旧体制产生冲击，进而自发演进，开启某种“进步”模式的话，也许中立温和的引擎就在这里。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杂志。图片来自网络。）